1 火藥是蔡國強的畫筆和顏料。創作火藥畫時，以牛皮紙打底，上覆“炸畫”的麻紙，麻紙上再蓋刻版。通常，蔡國強將所要創作的內容打好草圖。
2 進而把不同的火藥按照創作要求布撒在刻版和麻紙之上。此時，火藥在蔡國強那兒就是畫筆和顏色，他以火藥畫出各種場景。
3 用火藥“畫”好畫後，最上面一層壓上印板，並用膠帶粘好。在重要的位置，再放些磚石加強固定作用。最後點燃導火線。
蔡國強曾經以批判、先鋒姿態聞名藝壇，然而進入新世紀，他頻繁與政府層面展開闔作項目。獨立與合作之間是否存在第三條路？資本裹挾下的當代藝術創作中又是怎樣保持自己的創造力？這位已經功成名就的藝術家給出了自己的答案：和官方合作時，仍應隨時記住挑戰自己，也挑戰它，要開拓新的可能。
談新展 《遺産》傳遞理想世界和悲傷
新京報：11月23日即將在昆士蘭現代美術館開展的《歸去來兮》是你在澳洲的首次個展，過去你們有過兩次不成功的合作，但依然有了如今第三次合作。
蔡國強：前兩次在亞太三年展上創作的作品都沒實現：1996年那次是合作的焰火公司發生的爆炸，1999年那次是99艘串在一起的小船沉到河底，這就留下了很多問題給我和美術館方面。有問題大家就希望接著去解決，去挑戰它。
此次新展呈現的是一個藝術家冒險和成長的歷史。事實上，這個世界對年輕藝術家是很不容易的，剛出道時那幾炮要打響，否則的話沒有人找你。我沒有打響，人家還要來找我，説明他們就從心裏理解我是不錯的藝術家。
新京報：這次新個展的具體思路是怎樣的？
蔡國強：事實上，美麗的地方不好做作品，除了兩次失敗外，我不知道那裏有什麼問題。所以先從觀光旅遊開始，到大堡礁、國家公園，他們也給我請了植物專家、動物專家，陪著我半夜去國家公園找動物。
我和家人被這些風景感動，突然感到這麼美的地方，有點像烏托邦，全世界或許就剩下這裡了。這本身就是問題，這就是地球的悲哀。從沒問題中看到了問題，這樣就有思路去做作品了。
我想在展廳裏創造一個烏托邦的世界。有一個藍色的沙漠，有99隻真實大小的動物圍著一攤藍色的水，它們都在靜靜地喝水。這件作品叫《遺産》，傳遞了一個非常烏托邦的理想世界以及背後的悲傷。
另外一件新作品是《桉樹》，我把一棵大樹放進美術館。地上有很多木墩，孩子們坐在上面想如何處理這棵樹，他們可以談這棵樹的過去，也可以談這棵樹的未來，或者延伸開來，也許以後根據這些孩子的建議把這棵樹做成什麼東西。
還有一個關於兒童的計劃：我做了一個軟體，讓孩子設計火藥草圖或爆炸項目，也可以讓他們來策劃我的展覽。有個中國泉州小男孩蔡，他在全世界做了很多事，搞爆破、讓船插滿箭飛起來(《草船借箭》，1998)……假如你是策展人，你要怎麼策劃這個小男孩蔡的展覽。
新京報：你很多作品都喜歡用數字99，類似這次的新作《遺産》，還有你此前那件由99隻逼真的狼向空中翻騰的《撞墻》等。
蔡國強：9能帶來視覺效果，能活躍展廳氛圍。99在中國象徵不完整，是具有動態感的。同時，這與故鄉泉州相信風水、相信看不見的世界有關係。我是比較相信靈性的東西。藝術畢竟不是科學，不靠論證，藝術本來就是靠這種靈性的東西。
談原則 普通人與世界共鳴的東西
新京報：2008年你擔任北京奧運會開閉幕式核心創意成員及視覺特效藝術總設計，2009年擔任國慶60週年慶典焰火總設計。西方媒體質疑你作為一名獨立藝術家離中國政治太近。
蔡國強：西方人看起來很尖銳，這是需要的。他們一直對我做這事難以接受，對此，我還是那句話：既然利用國家力量，實現了個人作品，就要承受質疑，坦然面對後果。
作為藝術家，我希望看到自己民族在奧運會開幕式上有創造力。在全球習慣認為中國製造全是廉價商品的印象裏，告訴世界，中國人也有創意，也有很多招數，也能浪漫和好玩。
事實上，利用國家的機會實現自己的作品，這樣的探索在藝術本身就很重要。這在西方也是很了不起的事。
新京報：你提到的“後果”是否影響你在西方世界中與美術館、藝術機構的合作？
蔡國強：我相信要靠自己的創造力和藝術理念來做作品，而且要有普通人與世界共鳴的東西。
《農民達芬奇》剛結束在裏約熱內盧的展覽。巡展開始20天就有30萬人來看，最後整個巴西每一百人就有一人看過。這就是普通人與世界共鳴的東西。當然也不能説我的作品中沒有討論政治社會的東西。
我創作《農民達芬奇》，就是希望通過藝術傳遞中國農民個體的生命力和自由精神。同時也表現作為弱勢群體的他們，在世博會這樣一個重大國家項目的語境裏，也有一個位置展示他們個體的精彩。這就包含了我對政治社會的關注，但這不是我做藝術的目的。我做藝術還是根據我個人的性情和藝術的創造課題來做。
新京報：你的創作一直是和美術館、藝術機構合作，很多時候都是他們出資。在和各種系統、體制合作時你所堅持的藝術原則是什麼？
蔡國強：得到系統支援時，你仍然應隨時記住要挑戰自己，也要挑戰它，要開拓新的可能。過去我不是一個乖的藝術家，今天也不是一個乖的藝術家。很多美術館都視我為燙手山芋，拿在手上也不是，放下也不是。
直到現在，我與美術館的摩擦還是會有。類似我此次在澳洲做展覽，有一個內容是讓孩子策展，但美術館方面堅持認為孩子不懂策展，他們想將標題改成“與蔡國強一起創作。”但這不是我想做的事。我就是要讓孩子接觸策展，這也是我此次活動的價值。
為此，即使在今天被外界視為成功藝術家，但你仍然需要堅持鬥爭。類似我此次為巴黎《白夜》項目所作的藝術計劃，合同中主辦方的權益中有一條不能改掉，即他們擁有最終決定取消部分或全部計劃的權利。我就會加上一點：藝術家也有當他覺得不能體現其藝術理念時終止計劃的權利。那好，我們就是平等的。你一旦過多干涉我的藝術，我認為它已經不是藝術了，我就會説Bye Bye。
有時候，策展人可能會覺得，請我來做藝術，結果發生讓我不愉快的結果。這時，我會安慰他：在我做過一些事後，在今天我還會有事做不成。這證明我還有希望，還有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