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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可當文化主持和仲介
編輯邀稿時問，西九是否作為香港文化的某個原點，我只能説，由老外主持的管理局未有這樣的説法。她又問：香港並沒有文化局，誰來與龍應臺、莫言對話(編者注：對應龍應臺以台灣“文化部長”身份訪港，問題指涉文化機構設置)?我會這樣答：不如由香港主持這場對話吧，我們的陳冠中、梁文道都是適當的主持人。“主持”，也許更是香港的文化角色。
香港曾被上一代視為暫居地，香港不是老家也不是終點，我們的文化基因是賺錢快，反應機靈，沒有文化包袱，這兒是國際貿易平臺、轉口港，我們是成功的買辦和中間人。今天的香港不再是跳板城市，是家也是我們的主場，是亞洲最自由開放的平臺，那為何我們不策劃和主持最多元和具爭議的文化藝術討論、表演、展覽和放映?
可是，政府對西九的想像停留在經濟效益，前西九管理局主席唐英年早前接受訪問時説：“如你們認為西九文化區的觀眾只是香港的700萬市民，就大錯特錯……將來廣深港鐵路開通後，廣州來香港只是48分鐘……因此我們的觀眾群至少是廣東加香港，大約6000萬居民”，這番話印證了西九“文化買辦”的角色。兩者的分別是，買辦為了建構一個遊客喜愛的“中西文化藝術交匯”，會從世界各地購買均衡的節目回來，而“主持”則會從理念和價值出發，詮釋主題，提出質疑，引發討論，推動公眾教育。
既然文化倡議在過去能改變政策，帶來新的空間和機遇，我也會寄託西九的未來和香港文化的未來于公民社會，讓民間帶動改變。最近遇上幾位本地藝術工作者，他們抱怨説“西九我冇份”。今天的西九的確是國際當道，忽略本土，但民間不能犬儒和妄自菲薄，要逆水行舟，深化研究和討論，提升知識視野，願意與官方對話。在網路和開源年代，人人都是決策者，政策有偌大的“共創”空間。香港未能成立文化局、文化政策未能疏理，民間更需要參與，推動創新的可能。民間要有這樣的氣度和承擔：由我們當主持，西九“我有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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