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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香港回歸以來，香港的民間文化倡議者一直帶領著本土文化發展和文化政策的創新，最重要的突破都由民間起動，包括西九發展。
文化倡議改變文化政策
第一個突破是“空間”。1998年，位於北角油街的政府物料倉庫以每方呎2.5港元的廉宜租金招租，文化團體紛紛進駐，連手舉辦展覽和論壇，短短幾個月就有了藝術村的雛型。一年多後，政府終止租約，經協商後政府安排油街租戶搬到土瓜灣的牛只檢疫站，是為今天的“牛棚藝術村”。2004年，政府關注藝術工作者對創作空間不足的強烈意見，建議活化工廈，在石峽尾設“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如果沒有油街的開始，就不會有牛棚，也很難有今天的創藝中心。
第二個例子是“教育”。歷年的教育改革未能扭轉藝術教育邊緣化的命運，民間補足了政策的空白。香港藝術中心率先開設香港藝術學院，而我與文化界友人則創辦香港兆基創意書院，為首間“藝術高中”。
第三個例子就是西九。2003年下旬，政府屬意地産主導西九發展，更就三個財團的西九規劃方案作公眾諮詢。文化界憤怒，《西九民間評審聯席》在一夜之間成立，十多名核心成員攜手在短時間內做了大量跨界動員、統籌和政策撰寫的工作，在牛棚藝術村和大學場地舉辦了五次大型論壇，並刊登廣告和聲明，發表西九文化區應成為香港“都會文化智庫”的願景。結果，西九在2006年初得以推倒重來(原因當然不只文化界反對);2008年，立法會通過條例草案，成立法定組織“西九文化區管理局”，管理局獲政府注資216億港元全力策動西九建設。
由文化空間以至基建，都因為民間參與而有了新的可能性。可是，民間的弱點是缺乏持續資源，當事件告一段落，監察能量減弱，西九民間評審聯席也“冬眠”了。與此同時，西九管理局開局不順，舉步為艱，首位發展總監上任一週後請辭，之後的行政總裁抵港履新不足四個月就逃回倫敦，至2011年下旬現任總裁連納智上任後，軍心才穩定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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