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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態與意識”是一次“問題展”，即追問當代藝術的問題意識，以推進對社會的整體認知和反思。不同於一般意義上的“作品展”，借助展覽所呈現意義的，並非“完成”狀態下的作品本身，而是藝術形成過程本身揭示的思想在社會前行浪潮中磨礪的痕跡；亦不同於時下流行的“文獻展”，雖然配合以大量文字、圖片、實物等文獻文本，但不完全是“過去式”的梳理，而反映研究“進行中”的動態。此外，展覽希望當代藝術的問題，不再是“精英化”的自語，而進入公共美育的領域，形成社會共同關注且可以廣泛討論的話題。我們並不期許這樣的嘗試在一次展覽中就可以實現到“完滿”，也不敢覬覦一次展覽就可以承載諸多問題的發問，於是展覽的發散性和未來的延續性，在設計之初即一併考慮，會在第一回展的基礎上，慢慢生發開來。
“形態”與“意識”，看似宏大的內涵，其二者關係的糾葛似乎也不失為中國歷史與當下遭遇的籠統解釋。既可以作為激發一系列問題的引子，也是中國當代藝術之所以需要“實驗”的一個理由，自然成為系列展覽之“第一回”的主題。四位參展藝術家的選擇，分別代表問題剖析的一個方面：
王懷慶的創作，一直在嘗試著在中國氣韻的浸潤中找尋當代精神的寄託。作品背後深沉的意識，呈示出藝術家與他的時代之間難以割斷的牽連。接受集體主義教育成長的一代人長期被規範和限制，精神禁錮為只有一個統一的歸宿和範式。社會變革近20多年來，經過當代社會精神失范狀況下的遭遇，他們首當其衝，不斷重新建造獨立思考的精神家園。王懷慶具體物象裏中國特質的抽取，構築出藝術家精神家園的形狀，其不斷推進的抽象表達，終於在此次展覽中完全割斷了或多或少的與平面傳統意象的關聯，重新開始，含蓄地顛覆了舊有範式對個體意志的桎梏。這種藝術家與時代的關聯在為展覽專門進行的訪談中呈現為很多清晰的線索。特別是王懷慶與年近90歲的恩師趙昔的相聚、敘舊，談及魯迅式的獨立批判，如何在當年日益恐怖、不允許有任何個人意志、只能服從一種教條的思想禁錮和改造中，成為唯一的寄託和嚮往。言談中，似乎過去時光中日漸遠去的意識，正在顯現為形態。
陳文令人生中的真實經歷，讓其藝術的思考與生命的尊嚴相關。十五年前的一場搶劫險些致死，十五年後，基於對生命重新的認識，他希望救助被處死刑的首犯及其他犯人的父母，而其與北大策展團隊共同下鄉回訪時，竟然直面當年的殺人者——這個過程的記錄就成為此次展覽展出的作品。個人的選擇恰好與法學界最關注的“寬恕”條文的設立問題相合，經由中國刑法專家王世洲教授加入對話，引發法學界再次對這個敏感問題訴諸研究。寬恕是人性的一部分，如何去界定寬恕的“法律界限”是今天不斷被提出的問題，直接挑動著社會輿論和心態。中國社會分化所帶來的社會矛盾和挑戰，對和諧社會造成了根本的深層對立。個人遭遇映照的卻是當下每個人的隱患，藝術家的反思和其藝術形態，體現當代藝術重要的價值實驗——不是給人以清楚答案，而是給人以覺悟的機會。正如這次尋訪“殺人者的母親”的藝術形態中所呈現，介入和提示的現代意識，由法學中的寬容和哲學中的“恕道”的討論中逐步延伸，對如何為一個社會尋求互相寬容的根本動機，成為展覽的“作品”。
鐘飆的作品總是帶給觀者以末世狂歡的景象。出離荒誕，出離悲涼。意識的過快變動所帶來的精神缺位，向每個人提出了如何建造未來的希望和生存的可能的追問。而其創作在2009年産生了強烈的形態轉變訴求，父親的去世，似乎把最後的能量傳遞到他的身上。在其新的信念中，整個世界從宏觀到微觀永不停息地運動。意識過快變動所帶來的精神缺位，向每個人提出了如何建造未來的希望和生存的可能。展覽嘗試當鐘飆以藝術家的立場提出的問題，當這個問題用藝術顯現，就與社會科學理性的思考形成不斷進行相互質疑，社會學家謝宇院士與藝術家的對話推進了問題意義的延伸。謝宇所提出的異質性的存在，不斷提醒個體作為個體的獨特意義，這種意義恰好是一種可能性，在人類前途面臨巨大安全挑戰之時，以個體精神力量正視現象之隱患，在人類前途面臨巨大安全挑戰之時，正視隱患，通過當代藝術超越流行思潮的發散，越過當下的局限，呼籲建立新的精神形態的可能性。
隋建國的作品旨在思考的邏輯之外拓展：擺脫對現實問題現實的投射，如何建造社會，卻不壓制個體的發展，是當代人類整體漸漸顯露的精神訴求。在隋建國看來，藝術所帶來的探索“好像是一種執著或者是一種自我承擔”，當代藝術最大目標是引領人們越過現有的禁錮，尋找個人的解放道路。藝術家將其迷茫與孤獨凝固在不確定的形狀中，繼續不間斷的探索，而這個探索又不是給觀眾一種答案和意識。正因如此，展場裏似乎看不到“完成了的”作品，而是一個不斷在建造的過程、展品是不在場的“現場”，以及由這些問題引發的陳述和討論，甚至是思想層面的發問。也許，真正的擺脫意識形態，才是人類的共同期待的未來的更高程度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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