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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大千《臨敦煌佛像》
時間：約從1941年夏至1943年春
紙本，水墨，設色，立軸
尺寸：78.6cm×52.2cm
題款：壬戌（1982年）秋孟，謹奉汝德道兄供養。大千弟張爰。
鈐印：張爰、大千、除壹切苦厄、摩耶精舍、不負古人告後人。
文/李永翹
張大千臨摹敦煌壁畫，是其藝術的重要組成部分，更是其整個藝術中最輝煌奪目的偉大成就之一。此幅張大千臨摹敦煌《佛像》，堪稱是張大千的一件傑作。
為了追溯中國繪畫的發展源流，1941年5月，張大千率夫人楊宛君、次子張心智，從成都動身，自費奔赴甘肅敦煌。張大千的此次敦煌之行，迎來了他人生和藝術道路上的一個最為艱巨的探索與磨礪時期，同時也為中國文化藝術掀開了一頁新的篇章。
張大千的敦煌之行，為中國文化藝術作出了偉大的貢獻。根據《張大千年譜》記，張大千在敦煌的近三年中，冒著生命危險，克服了常人難以想像的種種困難，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與財力，除調查清楚了敦煌地區的石窟藝術文物分佈情況之外，他還分別為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安西榆林窟、水峽口等石窟群編了號，並對各洞文物進行了詳細的研究、考證、記錄，由此寫成了長達20萬字的中國第一本敦煌藝術學術專著《敦煌石室記》，同時對各個石窟群裏的歷代精美壁畫進行了臨摹，共臨得十六國、北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等各朝的大小壁畫共300幅左右。張大千在敦煌期間，還積極大聲呼籲，促使政府將當時無人管理、任其自生自滅的莫高窟等藝術寶庫收歸國有，由此成立了中國第一個石窟藝術的現代保護與研究機構——“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即今”敦煌研究院“的前身）。而張大千從敦煌回來後，又到處舉辦其臨摹敦煌壁畫展覽，大力介紹、宣傳、弘揚了敦煌藝術，從此使敦煌和敦煌藝術廣為國人所知及世界高度矚目。
所以，張大千對於敦煌藝術的偉大功績非凡貢獻，正如其老友、中國美協原副主席葉淺予先生所説：“作為一個在藝術上已有很大成就的畫家，為了追尋六朝隋唐遺跡，不避艱辛，投荒面壁將及三載，去完成只有國家財力才能做到的事，他的大膽行動已經超出了個人做學問的範圍。儘管後來國家組織了敦煌藝術研究所，為保護石窟和藝術研究作了大量工作，但不能不承認張大千在這個事業上富於想像力的貢獻及其先行者的地位“（注①）！
因此，作為公認的敦煌藝術事業的先行者和集大成者，張大千及其臨摹敦煌壁畫，在中國美術史和中國文化史上都佔有特別重要的位置，更是不言而喻了。
具體到張大千臨摹的這幅敦煌《佛像》上説，它呈現了如下幾個特點：
第一， 此畫在張大千臨摹的敦煌壁畫摹品中，很是稀少。
張大千臨摹的敦煌壁畫，涉及廣泛，包羅萬象，但此畫的內容，卻甚少見。此畫繪的是早期的彌勒佛，現菩薩形，頭戴五方佛寶冠，眉間有白毫，慈眉善目，法相莊嚴，面露微笑，雙眼下視，身披輕妙天衣，衣上有團花圖案，胸飾瓔珞，臂戴寶釧，腕有手鐲，彩帶飛舉，高貴華麗，雙手放腹前結定印，結跏趺坐于金剛（杵）蓮花寶座上。應當指出的是，這種金剛蓮花座，屬於佛教密宗，其形狀十分特殊，象徵著獨一法界、金剛不壞、無堅不摧、佛法無邊與所向無敵的佛陀智慧和真如佛性，可除去一切煩惱，並摧毀各種各樣的惡魔。全畫寓有慈悲、吉祥、未來、希望、和平、友誼、光明、智慧、長壽、發財、安樂、堅固、圓滿等等許多美好的含意。此畫在張大千臨摹的敦煌壁畫摹品中，很少見到。
第二， 此畫是張氏“謹奉“給晚年至友和書畫鑒藏家羊汝德的，彌足珍貴。
羊汝德（1926-2010），江蘇靖江人。羊從上海新聞專科學校畢業後，1949年去了台灣，歷任報社記者、編輯、主任、主筆、總編輯等職，後任台灣《國語日報》社長，並兼任台灣新聞編輯人協會秘書長。1970年與林語堂合訂《三千新聞常用字》，1972年又以《新聞常用字之研究》一書獲中山學術著作獎。
羊汝德與張大千的交誼深厚，對張支援甚多。他和黃天才、徐伯郊、沈葦窗被戲稱是“摩耶精捨得四大護法“。羊十分喜愛收藏書畫及鑒賞書畫，曾寫了許多書畫評論文章，如《談敦煌文物特展》等文，還出版了《大畫家小故事》等著作，曾發起組建台灣”中國書畫評鑒學會“，為負責人之一，是台灣著名的書畫鑒藏家。1982年秋孟（即農曆七月），張大千將自己長期藏存的此畫，題奉給喜愛與善鑒書畫的羊汝德”供養“，由此可見此畫的珍貴。
第三， 此畫表現出了張大千非常高超的藝術水準和極其認真，細緻的繪畫態度。
張大千臨摹的敦煌壁畫，採取的是各種臨摹方式中難度最大和最為艱苦的復原臨摹法，即其摹本必須要忠實還原出壁畫剛完成時最鮮艷的形象與精神，即須真實恢復與呈現壁畫原作的初始面貌，使臨本能夠達到壁畫原作的副本水準。因而張大千在臨摹時，一律按照壁畫面積的大小來進行臨摹，“完全一絲不茍地描，絕對不能參入己意“。這從而使他臨摹的敦煌壁畫摹本，準確地、真實地復原了壁畫原作完整清晰的形象和燦爛如新的色彩，達到了中國傳統繪畫藝術表現的最高追求——以形寫神與形神兼備。
因而，我們在此畫中，看到了張大千先生那極其深厚的繪畫造詣、非常高超的藝術水準和十分認真、週密的創作態度。無論是佛像的端莊面容，還是佛身天衣上那細若遊絲的複雜裝飾圖案，以及蓮花寶座上的每一根勾金線條，乃至蓮座中心那密如珠串的每一支蓮蕊，都繪製得是那樣認真、細緻、規矩、用心，真可説是一絲不茍，筆筆嚴謹。因張大千常説：“我不是用筆來繪畫，而是在用心來繪畫。”他的“用心來繪畫”，於此概見。俗話説“細節決定成敗”，“所謂大師，就是對細節也是最注重的人”。此畫就充分體現出了張大千畫作的這一鮮明特點。張大千之所以能成為大師，與他一生的“用心來繪畫”是分不開的。這也正如馬克思所言：“在科學上沒有平坦的大道，只有那些在陡峭山路上不畏勞苦攀登的人，才有希望到達光輝的頂點！”
第四， 張大千臨摹的敦煌壁畫，不惜重金，舍得下本，從而使得其摹品能夠長時期光輝燦爛，鮮艷如新，傳之久遠。
張大千當年的敦煌之行，前後的花費極巨。他除賣掉了自己創作的無數大小書畫，以及他珍藏多年的許多名古書畫不算，當時他主要是靠借貸來工作，為此竟差點拖垮了四川借款給他的一家銀行。到最後他從敦煌歸來時，對外欠債竟已高達黃金5000兩！張大千當年的這筆巨大開銷，是除了維持他在敦煌龐大一行的生活外，主要用來購買了畫具、畫材，特別是用來購買了大量昂貴的礦物質顏料，如赤金、珍珠、硃砂、石青、石綠等等。普通畫家購買這些顏料時都以“錢”計，可張大千一買就是數十上百斤，而且是要買産自我國西藏以及印度、尼泊爾等地品質最高的礦物質顏料，其價格自然就更貴。因張大千從光耀千年的敦煌壁畫受到啟發，其畫面之所以能色澤艷麗、千年不退，正是因使用了大量礦物質顏料的緣故。故張大千不惜成本，在摹本中也照樣施用。
我們現從此畫中亦可看出，雖然此畫已過去了約七十年，但畫面仍是色彩鮮艷。尤其是用泥金勾勒的衣飾圖案、蓮瓣，用宋墨勾畫的佛像眉毛、衣褶等等，依舊是光彩奕奕，色澤如新，具有強烈的裝飾效果，給人以極大的視覺衝擊力和藝術感染力。
（本文作者為四川省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四川張大千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主任，四川張大千紀念館終身高級顧問）
注① ：葉淺予：《張大千臨摹敦煌壁畫畫冊序言》，轉載于四川省博物館編：《張大千臨摹敦煌壁畫》，四川美術出版社，19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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