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從徐邦達夫人滕芳處獲悉,故宮博物院研究員、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委員、著名書畫鑒定家徐邦達先生於2月23日8時38分在北京逝世,享年100歲。雅昌藝術網在第一時間採訪了徐邦達弟子、北京故宮博物院研究員單國強。在第一時間聽到徐老去世的消息後,單國強顯得很驚詫,在等稍微平靜之後接受了我們的採訪。
記者:您你那個簡單地談一下徐老嗎?
單國強:徐老是我的老師,在大學的時候教過我們書畫鑒定,分到故宮以後直接帶的我們,雖然我沒有很長期地跟著他,但是也跟他一塊出去界定過,平常鑒定的時候也都在旁邊,有的時候有一些問題也跑到他家裏去跟他請教,所以是直接受他的教授。
我想一方面是直接接觸徐老學到了很多的東西,更重要的是他的很多著作,對我們的影響是最大的,因為他出的幾本書,包括《古書畫鑒定概論》,還有《古書畫偽訛考辨》,我們是翻了好幾遍的。古代的作品如果要研究一定要看他的書,先確定真假然後採用進一步深入地研究,所以説他的一些著作是我們學習鑒定,包括研究的一個最基本的教材。
我看過很多關於書畫鑒定學方面的書,我覺得徐先生寫的是最深的。如果説他的《古書畫鑒定概論》是從理論上談方法,注意哪幾個方面,那麼《古書畫偽訛考辨》就是舉實例,古代的二百多件作品,一件一件來進行考證、辨偽,等於是用實例來解釋他的鑒定方法,這兩本書結合起來看,是對鑒定非常有幫助的,當然他還有其他的一些著作,譬如後來的《古書畫過眼要錄》,也是把古代看到的東西比較簡單地來點評、鑒定真偽,非常有用。
所以我想我們走向鑒定之路,主要是靠徐先生。九十年代初中央美術學院請我去教課,帶碩士研究生,要寫講義,我就先看他的書,然後自己再來擬提綱,到後來我也寫了一本《古畫鑒賞》,基本上也是吸取了他的成果,所以他在學術方面是大家都公認的,他的著作是最有分量的。當然實踐的鑒定當中他也是非常嚴謹的,甚至有的時候他過於的嚴格,其實他不但是靠經驗來看,還目鑒、考證,查很多文獻,來印證他的目鑒的判斷,這個方法我覺得是比較嚴謹的。因為我也跟他請教過解析作品,他非常認真,看完畫以後還要對印章,有一個印章如果找不到的話,他千方百計都要找到,所有印章都要對上了,他才找到證據,然後年款他一定也查的,如果説古代有著作的作品,他還要查書,一本、一本地翻,這幾個方面都做了以後,他下的結論,我覺得就比較有依據的了。
現在我也這樣做,有人説你那麼複雜幹嘛?我説這是跟徐先生學的,我讓他看過幾遍東西,他都是這樣的程式。我跟他一塊出去鑒定,他也告訴我除了鑒定方面以外,你要自己寫寫詩,你要寫寫字,你最好能畫一畫,這樣你對筆墨就有所體會,所以他讓我也做過一兩首詩,但是我這個詩的技術比較差,所以我也沒做。當時我當著他的面作出來的時候,他説你可以寫,你還是有點兒基礎的,原來我不會寫詩,後來他説你要寫寫字、畫畫,後來我就練,現在也寫點兒字,這樣對筆墨上就有比較深的體會,所以這些方面,我覺得是言傳身教,受益匪淺。
另外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徐先生往往能否定自己,原來他看了不錯的,後來再仔細研究、研究不對了,他就説現在我看有點兒問題,我正在研究。有一些東西原來看了是不對的,但是他再看了以後他認為是對的,因為他找到了新的證據。
比如吳昌碩那個花卉,他再次看的時候把握不住,因為重新裱了以後顏色褪了,不像吳昌碩紅花木葉很鮮艷,他説怎麼這樣呢?我請他看了兩次,他還沒定,後來第三次人家再拿去看的時候,他把所有的印章都對了以後,他確認這個是對的,而且他説解放以前看過這件東西,但是顏色為什麼褪了呢?後來他看了看,他覺得是深卷,墨、顏色不太深,一重新裱就褪色了,他都找到了依據,我是很佩服他的。徐先生的治學的態度、方法對我們啟發是非常之大的。
單國強:當然還有其他很多方面零零碎碎的一些接觸,我想也不多説了,以後也可能會搞紀念活動,我再好好的想一想,總之在學術方面,我覺得他還是在國內是數一數二的,我也接觸過其他的專家,謝稚柳等等,很多先生我們都接觸過我覺得徐先生是比較嚴謹的,現在我們的鑒定方法基本上也是順著他那個路。
記者:特別是徐老的治學態度,值得現在很多人學習,因為現在很多拍賣行業的一些鑒定老是出現假畫的事情,這方面需要特別學習一下徐老的治學態度、鑒定的態度。
單國強:他對後學也是比較褒獎的,像我經常去請教以後,他就知道我,有一次電視臺拍電視採訪他,他也是身體不太好,他就接受採訪了,説了一番話,當然是鼓勵的話,鼓勵我們的話,好好幹,像這樣的權威專家出來用專題片進行介紹我,我覺得我是感到非常榮幸的,他一般也不怎麼接受這樣的採訪,所以他對我們這些學生還是毫無保留的説出他自己的意見。他病重以後我看過他幾次,後來他搬家以後我不知道新的家在哪兒,這兩三年我沒有去看,但是我從別的地方知道他還健在,還可以,感到很欣慰,他一百多歲了,也不容易,這是最成熟的一個書畫鑒定專家。
記者:也是最後的書畫鑒定的大家了,像啟功、謝稚柳都已經去世了。
單國強:都走了,他歲數最大,活得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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