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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加索與中國
畢加索的生命歷程近一個世紀，先後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而他對於中國藝術的影響也貫穿了近一個世紀。
有評論家指出，從1920年到法國巴黎學習繪畫的常玉、林風眠身上都能看到受畢加索影響的痕跡。
第二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法國《人道報》頭版就刊出一則舉世震驚的消息，與埃菲爾鐵塔齊名的大畫家畢加索宣佈加入法國共産黨。1945年，延安《解放日報》刊登《慶祝畫家皮卡索加入共産黨》一文，並在延安舉辦畢加索畫展作為紀念。
1956年，中國文化代表團訪問法國，並到戛納拜訪“超級偶像”畢加索。曾任中央工藝美院第一副院長的藝術家張仃是代表團的成員之一。幾十年後，在接受媒體採訪時，他對畢加索當時居住的加裏富尼別墅的陳設佈置記憶猶新。
“那是一個午後，我們來到畢加索的工作室，是在海邊的一所別墅。畢加索睡完午覺，從樓上走下來，熱情地歡迎我們的到來。他領著我們參觀了工作室，原以為他的工作室一定很華貴，因為他是世界上最有錢的藝術家，他賣掉一幅畫的價錢，可以購買他一生用不完的繪畫材料。可是，在這位世界著名的大畫家的工作室裏，除了作品是新的，一切陳設全是破舊的，墻上是不斷脫落的灰跡，沙發舊得已經露出了彈簧……所有這一切，這位藝術家好像一點也沒意識到。他的工作室裏，墻上、地上都挂滿、擺滿了大量新作……”
張仃把一套浮水印的《齊白石畫集》送給了畢加索，並且與畢加索合影。照片上，76歲的畢加索左手摟著張仃，面帶微笑，目光炯炯。
國畫家王雪濤即席揮毫，只用了7分鐘就畫了一幅《松鷹圖》，令畢加索非常吃驚。畢加索也當場畫了一幅畫，送給王雪濤一人。
這次拜會時，中國文化代表團向畢加索發出邀請，希望他能夠到中國訪問，但畢加索並未同意。
同樣是在1956年，張大千攜夫人徐雯波到加裏富尼別墅拜訪畢加索。張大千夫婦落座之後，畢加索便拿出百餘張自己臨摹的齊白石作品給他們看。畢加索很認真地對畢加索説：“我最不懂的，就是你們中國人何以要跑到巴黎學習藝術？”在畢加索看來，齊白石畫魚並沒有畫水，他卻能感覺到魚在水裏遊，而齊白石畫的墨竹與蘭花的意境也是他實現不了的。
鴿子在西方藝術史中一直有著不同的寓意。在希臘神話中，鴿子是愛神阿芙羅荻忒的寵物，寓意愛情和生命的輪迴；文藝復興時期，聖潔的白鴿又成為聖靈的化身，經常伴隨耶穌出現。鴿子一直是畢加索鍾愛的藝術形象，1949年，畢加索的一幅以鴿子為主體的石版畫被推薦為第一屆世界和平大會的吉祥物，並印製成宣傳畫，鴿子從此成為和平的象徵。
1864年出生的齊白石是中國近現代書畫的代表人物。1952年，年界九旬的齊白石親自養鴿子，觀察其動態，並畫了《百花與和平鴿》，向亞洲及太平洋地區和平大會獻禮。對於和平鴿，齊白石説，他(畢加索)畫鴿子飛時要畫出翅膀振動，我畫的鴿子翅膀不振動，但要在不振動中看出振動來。
1969年，15歲的費大為還在讀中學。一天下午，他正在畫一張巨大的“毛主席像”。“當時每個單位門口都要有一張毛主席像，我畫的這張大概有3米多，畫的時候要時不時地從腳手架上下來，到遠處看看效果。”費大為正打算爬上腳手架修改畫時，聽到駐足觀看的兩位老師低聲討論：“畫得挺不錯的，只是國外現在不流行這種寫實的畫法了，國外有名的大畫家一個叫馬蒂斯，還有一個叫畢加索，早就不這麼畫了。”這是費大為第一次聽到畢加索這個名字。他開始尋找相關的畫冊及資料，但時值“文革”，能找到的都是1930年代以前的出版物。從建國一直到“文革”結束，中國採取“蘇聯式”的美術教育，使得很多學習油畫的人只知道“寫實”風格，完全不了解畢加索和西方藝術界發生了怎樣的變化。
改革開放後，國內才重新開始出現有關西方美術新思潮的出版物。1981年的《信使》雜誌曾經做過一期畢加索的專輯。“《信使》雜誌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編的，這個專輯讓我第一次全面地了解畢加索。”中國抽象派畫家丁乙説，在上海市工藝美術學校讀書時，他從老師余友涵的宿舍發現了寶貝——一本畢加索的畫冊。“開始和余老師並不是很熟，只能在他宿舍裏翻翻，熟悉之後才敢把畫冊借走。”
1983年，時任法國總統的密特朗訪華時，曾經將25幅畢加索作品帶到中國。這些作品在當時的上海美術展覽館展出，“那個時候的展覽沒有像今天這麼‘奢華’的開幕儀式，也沒有邀請明星來助陣，卻有很多人排隊買票，各地藝術院校組織師生來看，對做藝術的人的震撼和思想啟蒙的作用是今天達不到的。”丁乙説。
直到現在，丁乙依然清楚地記得：自己在畢加索展覽上買了一本畫冊，畫冊有一個外皮，裏面就是一張張作品的單頁。看完展覽後，丁乙又一遍遍地翻看畫冊，他對畢加索的技法很著迷，為了從畢加索原作中尋找答案，連續排了幾次隊買票看展。丁乙發現，畢加索大部分的作品對線條的處理方式很特別，會分成幾個層面來塑造。他先用木炭筆勾出堅挺的線條，再蘸著大量的調色油畫一遍線，在這些基礎上最後塗黑色，把斷掉的線再連一下，這就使得畢加索的作品有著豐富的層次。
藝術家周春芽剛看到畢加索作品時，覺得他的畫很刺激，還有點看不懂，不過很快就適應了。“畢加索對於我最大的影響是精神層面的，他是個創作力旺盛的藝術家，對藝術和生活都充滿激情；他不是一個單純的藝術家，曾經強烈地反對法西斯，積極地參與社會。”周春芽説。
此時，西方上下百年的藝術潮流同時涌向中國，現代藝術與當代藝術交相輝映，在如饑似渴的研究了畢加索的技法之後，丁乙的關注點很快發生了變化。“85美術新潮”的藝術健將們也迅速將目光聚集到更先鋒、更激進的藝術方向上。此時，畢加索已經離世多年，他所代表的現代派也成為了歷史經典。
1987年的一天，費大為與時任法國蓬皮杜藝術中心總監的讓-于貝爾-馬爾丹，以及中國當代藝術家張培力、耿建羿一起在杭州的一家酒吧喝酒。此時，費大為正在為馬爾丹策劃的《大地魔術師》展尋找中國藝術家。他們所在的酒吧是杭州極少的有各種洋酒的“高檔”場所，耿建羿突然間惡狠狠地冒出一句：“畢加索就是個‘娼妓’。”馬爾丹笑著説：“我覺得也是，我剛剛拒絕了一個畢加索的展覽。”
費大為説，藝術史本身是不斷否定自己的歷史，1980年代後期，又一波前衛藝術的“革命”浪潮風起雲湧。在前衛藝術家眼中，畢加索的作品顯得太過“唯美”，太過“討好觀眾”，反而變成了被否定的對象了。
作為一個有著遠大報復的總監，馬爾丹當時正摩拳擦掌想要辦有翻天覆地的革命性的展覽，畢加索等功成名就的藝術家展覽肯定會取得成功，卻沒有任何的挑戰性。毛焰説：“在新的潮流衝擊下，沒有人願意談論畢加索，他就像一個老國王，面臨著時代的挑戰與衝擊。”
多年以後，丁乙在給學生們上繪畫基礎課的時候，仍然經常會拿畢加索的作品舉例。在他看來，畢加索的作品非常講究結構，更加幾何化、抽象化，他試圖從其作品的結構、色彩關係和特殊的透視系統，向學生開啟通向西方現代繪畫的大門。
另一方面，由於畢加索一生求變，個性鮮明，很多藝術家既喜歡他的作品又故意回避他的風格。“現在看畢加索的作品還是覺得非常好，但從創作方式上我要避開他。一方面學習大師的精神，要有自己的風格，既要向大師學習，也要遠離大師。”周春芽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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