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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評論：如果是展出場地的限制，那麼為什麼不是原地或者就近擴張而是選擇全球化擴張模式呢?
克倫斯：古根海姆並沒有一個明確的全球擴張計劃，從來沒有而且今後也絕對不會有。但是古根海姆在我20年的任期中的確回應了一些讓更多藏品得以展出的機會。我剛當館長時，知道博物館需要改變，但是具體要變成什麼樣子，我也不清楚。當時就有人跑來找我，提出要在奧地利的薩爾茨堡市建一座古根海姆博物館。剛開始我認為這是個很莫名其妙的想法，薩爾茨堡不是音樂之都嘛，我跑那麼遠去幹嗎呢?後來細想，這個主意並非那麼荒謬，古根海姆80%~90%的館藏是歐洲藝術家的作品，我在紐約也面臨展出和收藏場地有限的問題。
1988年，以總理弗拉尼茨基為首的奧地利正試圖利用其在東歐和西歐之間的特殊地理位置。當時戈巴契夫在蘇聯剛剛上臺掌權，每個人心中都在尋求一種開放性，而且每個人都以為他會當政很長一段時間。東歐正在逐漸對外界開放，而奧地利曝出時任總統、前聯合國秘書長瓦爾德海姆曾在二戰期間應徵入納粹德軍的醜聞，奧地利急需把全球公眾的注意力從瓦爾德海姆身上轉移開來並重塑國家形象。於是建造一座擁有猶太名字且來自美國的具有全球知名度的文化機構滿足奧地利政客的政治考量。那是他們的想法，而我的想法還是回到古根海姆150年後會變成什麼樣子這個問題上。於是我們在1989年6月完成了該項目的技術和經濟總體規劃，依次羅列場館的大小，如何運營，大約需要多少投入等。沒想到，幾個月後柏林墻倒塌，大量東歐移民來到維也納和奧地利，以至奧地利輿情和公共資金戲劇性地轉移，眾人追求開放性的興奮期過去，開始反對建立薩爾茨堡古根海姆等文化旅遊項目。但在仔細分析這個項目後，我開始發現了一個全球性藝術博物館的新概念：其全球性在於所涵蓋的當代藝術以及各個博物館的地理位置，也同時擁有本土性，著重于當地的藝術家。換言之，一個全球性的藝術博物館，可以是一種各自分別卻有計劃性地互相聯結的展覽空間網路。
藝術評論：古根海姆博物館的全球擴張運動是你發起的，在你的領導下實施的。3年前你離開古根海姆之後,他們似乎擱置了該計劃，或者説大幅縮小了該計劃的規模。你覺得他們會完全停止全球擴張計劃嗎?缺乏資金是主要問題嗎?
克倫斯：你關注美國政治嗎?如果共和黨上臺執政，他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不是想推翻奧巴馬的醫療保險改革法案呢?在現代世界中, 企業和民主體系中權力過渡的重要特徵，就是各式論述和多樣性的概念。儘管一個管理者可能有自己的路線，但是其繼任者就算沒有完全改變這條路線，也極有可能會修改和改進這條路線。主權國家的執政團隊如此，企業的領導機制如此，博物館的管理同樣如此。從長遠的角度來看，一個系統也只有如此才能有力地運作。這可能會影響到制度的持續性，但卻也因此而增進了多樣性。
我擔任古根海姆博物館館長和首席藝術總監長達20年。在這段不算短的時間裏，我實施了一套以改變為目標的計劃，雖然有些人認為我的做法是激進的。我的前任是在古根漢姆擔任館長28年之久的托馬斯·梅塞先生。我的看法和對美術館的解讀與他都不一樣。我認為我的繼任者理查德·阿姆斯特朗先生跟我有不同意見也是很自然的。我甚至認為他會被聘為館長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雖然我從來沒有在這點上和他討論過，但我不認為他和我對古根海姆全球化的看法相同，我甚至幾乎可以肯定，他並沒有為追求這樣的目標做好個人犧牲的準備。
不過，如果按照你的説法，“他們似乎已擱置這項計劃”，是指他們不打算堅持全球擴張的理念，我倒不這麼認為。據我所知，阿布扎比古根海姆正在籌備中，雖然可能會延長時限，但這不奇怪。弗蘭克·洛依德·萊特在1942年被聘請為紐約古根海姆美術館的設計師，但是美術館在他去世後的1959年才開業。這中間歷時17年之久。有些事情就是需要花費時間的。如果按照這個標準，阿布扎比古根海姆已經是遙遙領先了。這個項目顯然也不缺乏資金，阿布扎比主權基金要比沙烏地阿拉伯的多四倍。他們同時還在推進阿布扎比盧浮宮計劃，為此阿布扎比政府將支付12億美元。至於全球擴張的概念，我幾個月前在媒體上讀過一系列關於古根海姆在芬蘭發展計劃的文章。雖然我原來也關注過芬蘭，但我從來沒有真正去實行任何計劃。你應該去做做這方面研究。
畢爾巴鄂古根海姆剛開始時也受到批判
藝術評論：畢爾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介紹一下這個項目?
克倫斯：正如我在一開始就談到的，古根海姆的全球擴張概念源於我的一個策略，那就是試圖將我在1988年開始管理的紐約古根海姆和威尼斯佩吉古根海姆一起進行更高效率的運作。當我們在威尼斯尋找合適的空間時，我們的訴求吸引到了媒體關注，因此奧地利總理弗拉尼茨基向我們聯繫，希望在薩爾茲堡建立一個新的古根海姆美術館。當我們考慮這個機會時，我開始發現了一個全球性美術館的新概念：其全球性在於所涵蓋的當代藝術以及各個美術館的地理位置，也同時擁有本土性，著重于當地的藝術家。
當我進行薩爾茨堡項目並意識到大型公共工程可能受到的政治阻力時，我同時在歐洲其他地區保持著聯絡和各種顧問網路。我對西班牙特別有興趣，這個國家在岡薩雷斯的領導下，在20世紀80年代發生了巨大的社會、經濟和文化進步。這個考慮最終成為在畢爾巴鄂建立一個新的藝術博物館的良機。起初我對此完全沒有興趣。畢爾巴鄂和巴斯克地區馳名于鋼鐵業、造船業和恐怖主義。我于1991年4月造訪畢爾巴鄂。接待我的人是巴斯克自治省首腦。他表示已經為該地區開發了為期10年的總體規劃，而文化是其中的一部分。他説：“我們想要一個藝術博物館。”我回答説：“你肯定有很多有趣的想法，但是，畢爾巴鄂完全不是古根海姆博物館的理想地點。這個項目根本説不通。”
接下來他回答：“如果拋開你對巴斯克地區的成見，我們怎麼做才能擁有一個古根海姆博物館?”根據當時我們手頭上的薩爾茨堡規劃經驗，我説：“假設古根海姆同意考慮來畢爾巴鄂，你需要創建一個具有全球影響潛力的目的地體驗地標。這裡我説的是類似蓬皮杜藝術中心和雪梨歌劇院的建築類型，甚至要更宏偉。一個具備這種野心的建築物至少需要35000平方米，建造成本將會是1.5億美元。額外還需要1億美元來創建館藏;1億美元美術館基金用於運營補貼;2000萬美元交給古根海姆基金會作為授權費用和運營津貼。計算下來，項目啟動總共需要3.7億美元資金。另外的前提是，古根海姆方面將對整個設計過程擁有全權控制。當時我覺得我的答案完全是實事求是的，也不認為他會認真考慮我所説的內容。接下來你知道他做了什麼嗎?他向我伸出手，只説了一句話：“成交”。
藝術評論：與紐約古根海姆一樣，畢爾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館的建築設計非常經典，被認為是建築本身做行銷的成功案例。
克倫斯：為此，我們舉行了一個建築設計競賽，在我的建議下，只有三位建築師得到了邀請。最後弗蘭克·蓋裏中選。
接下來的6年我與弗蘭克一起工作，高強度的工作幾乎難以想像。我想為這座美術館創造一些以往從來沒有發生過的事情，創建一個平臺，讓當代藝術品在創作時可以完全不用考慮將來展出空間的既有限制。這就意味著我們必須去創造特殊的展覽空間，有些空間大至能容納重達1200噸的理查德·塞拉雕塑;有些空間又要小而細緻，可以用來展示細膩的素描和水彩畫。我的目標不是開發一個房地産項目，而是在最宏觀的意義下去發現，一個文化裏最優良而有價值的部分。
在剛開始的時候，畢爾巴鄂古根海姆項目受到國際和當地媒體的大量批判。似乎沒有人認同我們的想法。西班牙中央政府以政治理由反對這個項目，藝術評論家無法理解像畢爾巴鄂這樣一個既不像巴黎，又不似倫敦的城市如何能吸引參觀者前來。但可行性研究報告得出的結論是，畢爾巴鄂古根海姆將能每年吸引48.5萬人次遊客。這個結論引起了軒然大波：評論家在當地報紙上説，不管怎麼做，我們永遠不會有超過每年18萬人次的遊客。今時今日結果顯然是眾所週知的。在這個人口僅60萬的城市，古根海姆畢爾巴鄂美術館自1997年開放以來已經接待了超過1500萬人次參觀，也就是説我們每年有超過100萬的遊客。我們已經用公共資金建立了一流的國際藝術館藏，美術館也成功舉辦了數次世界知名的展覽，包括中華5000年文明藝術展和蔡國強回顧展。在經濟效益層面，獨立研究顯示畢爾巴鄂美術館每年創造約4000美元的地方稅收，累計共約6億美元，由此在該地區創造了超過4500個永久職位。它已經被公認為一個歐洲頂尖的藝術博物館。這樣一個文化産業項目已經成功地改變了畢爾巴鄂的面貌，使之成為一個受到全世界認可的知名城市。
泉州項目還處於規劃階段
藝術評論：介紹一下泉州當代藝術博物館項目的情況吧。外界比較關心的還是博物館由誰投資以及未來建成後的運營模式。
克倫斯：應泉州市政府邀請，我們已經提交了《泉州當代藝術館文化總體規劃與概念研究》報告。我們給出了三套不同的方案供選擇，每個方案都包括興建一座新場館以及兩座舊工廠的翻新改造。三個方案的不同之處主要體現在新場館的規模上，分別為20000平方米、30000平方米以及42000平方米三個小、中、大不同投資規模的方案。設計宗旨是在三個新舊場地的連接中把泉州曾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城市這一令人驕傲的歷史融入當代藝術博物館中。弗蘭克·蓋裏為三個方案分別繪製了建築草圖，我們還按1比500的比例在廈門製作了建築模型，並選出其中一個方案于2011年5月25日作了一次成功的現場展示。
現在所做的工作都屬於第一階段，未來投資資金來源以及博物館運營等都屬於第二和第三階段範疇。目前我們和泉州方面簽訂的合同還處於規劃和概念研究階段，所以在規模和設計等大方面還沒有確定的情況下，我不能隨意猜測第二和第三階段的工作。我可以説，如果我們未來簽了合同，合同要求我參與項目籌款，我當然可以籌款，我在這方面經驗很豐富。如果要求參與博物館的日常管理，我可以參與日常管理。如果客戶要求更換建築設計師，我也沒有意見，他們可以選自己中意的設計師，我們可以合作。我想説的是，我們不是把一個“古根海姆模式”強安在泉州上，也不是什麼“文化帝國主義”，我們是在提供博物館相關的各方面的專業服務和技術支援，客戶可以像點菜一樣按照需要提出要求。
但我必須指出的是，中國要作為世界創新潮流的領袖，首先要能夠對新主意、新嘗試報以接受的態度。不管是弗蘭克·蓋裏作為建築設計師，還是朱锫，或者是馬岩松，這並不重要，如果是一座中國現代建築，那麼它看起來就會像CCTV大樓，它不可能像故宮的現代版。對外來事物和外國人的恐懼和“茶黨”政治立場很相似，這是一種缺乏安全感的表現。我知道有些中國人感到這不夠中國，那不是中國文化，好像文化是可以規定的一樣。當今中國已足夠強大，不需要感到不安全，應該能坦然面對新鮮的、創新的事物，不管它是美國的，中國的，還是日本的，這些都不重要。我的想法正確與否呢?也許5年之後看，我的想法不對，但是10年之後，50年之後呢?我能向你保證，我絕對是正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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