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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冬
宋冬曾經躺在天安門廣場上，哈氣結冰，完成了自己的作品。與同期的藝術家相比，這已經是非常“溫和”的行為藝術了。作為一個土生土長的北京人，宋冬與衚同有著不解的情緣。鴿子閣樓、自行車，大量的生活現成品，在藝術家宋冬那構建了一個關於北京衚同和衚同生活境遇的宏大敘事，也展現了生活其間的“窮人的智慧”。近日，當代藝術家宋冬個展“窮人的智慧”在798藝術區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開展。此展與宋冬今年在威尼斯雙年展主題館中展示的“宋冬館：大雜院”同屬一個系列。在談到中國當代藝術的發展時，宋冬告訴本報記者，“曾經的中國當代藝術很受關注並不是真正的受關注。而現在的冷卻、看不到中國當代藝術家的作品，也並不是對中國的當代藝術不關心和邊緣化。”
談藝術與教育
唯利是圖是國家與文化的悲哀
問：你擅長將一類類日常用品直接挪用至藝術創作中，把藝術作品做小、做細以達到回歸平淡生活的狀態。像《一壺開水》《吃喝拉撒睡》等作品，這樣的藝術創作理念由何而來？
宋冬：學校教育我們“要上山下鄉去體驗生活，要為工農兵服務”。那時把生活當做寫生對象，那個生活始終與你保持著距離。後來我發現，真正的生活是你自己的生活。我們的生活就在身邊，“藝術就是生活，生活就是藝術”。所以我説，我的職業是生活，業餘做藝術。
問：上世紀90年代開始你也做一系列的行為藝術。90年代的中國行為藝術大多極端，感覺你的創作方式與張洹他們那種暴力式的挑戰生理極限很不一樣。
宋冬：藝術是非常寬泛的，每個藝術家表達方式是不一樣的。我很喜歡張洹的《12平方米》（注：張洹以蜂蜜和魚肚內泌液涂滿身體，在北京東村公廁內坐一小時，直到蒼蠅爬滿全身）。我想問的是，難道生活不比他的作品更暴力、更殘忍嗎？
其實我的作品中也有隱藏的殘酷性。此次展覽中的《與災難共生》，52張床互相疊放在一起，高低錯落，形成了一個迷宮。我想表達的是，究竟是什麼能使這些床在一個空間呈現？那就是災難。不光是天災，也有人禍。當我們向災難“借權”的時候，生活已變成是何等的殘酷。借助一個災難，我們才會做日常本來就應該做的。這是很沉重的話題。
問：但我們看到相比繪畫來説，國內對裝置、影像、行為藝術的收藏還很不健全。
宋冬：就收藏來説，存一件大型裝置的地方可以存500件畫。進一步説，不容易被收藏就不容易被倒手，不容易在二手市場上流通和炒作。收藏裝置等藝術真需要收藏家的文化品位和修養甚至是勇氣，需要他們真正喜歡藝術。而我們現在的繪畫收藏中，太多人將其視為股票去買賣。這也是好事。當藝術家作品拍出很高的價格時，就會引發普通民眾對當代藝術的關注。
問：究竟是什麼造成了這種狀況？
宋冬：我們的文化生活還很單一。現在的家庭常去看美術館嗎？我們去看一件作品時不能光是為了留影拍照，而應該産生一種尊重。但在我們的教育體系中，對文化藝術的教育是非常弱的。我們的教育是實用教育，是為了考學，是為了找到體面實惠的工作，忽視了“精神上的體面”。我們的教育産業化把“精神上的體面”埋葬了，“唯利是圖”成為了教育的根本，這是國家的悲哀；亦是文化的悲哀。談中國當代藝術
不必建立一套家法
問：目前你在威尼斯雙年展主題館“宋冬館：大雜院”也是此次新展《窮人的智慧》的一部分。有評論認為你的作品比較善於理解當下西方策展圈和學術圈對藝術的要求。作品利用老房子拆除的門、窗、櫃子，被西方賦予它的可能是一種浪漫。
宋冬：我覺得這是用不太寬廣的視野來看這個問題。“大雜院”這件作品是從“窮人的智慧”上發展出來的，是這個計劃中最晚的作品。我建構的空間包括我居住過的三間老屋和我用“窮人的智慧”設計的鴿子籠組成的獨體建築，還有用收集來的不同人家的100個大衣櫃的前臉構成的另外一些空間。這不只是西方來想像你的浪漫，而是不同的文化和生活的一種新的融合點。不同的建築融合放在一起是為了打破一種界限，輸出和共用著不同的價值觀。
問：有評論家認為此次你和鳥頭攝影小組在威尼斯雙年展上的表現，可以看出國際上對中國當代藝術的重視。但幾乎同期舉行的巴塞爾藝術博覽會上，國際大牌畫廊都沒帶中國明星藝術家的作品。於是有聲音認為，玩符號、玩特色，西方藝術圈對中國當代藝術呈現的這種特色已經煩了，已將中國當代藝術邊緣化。
宋冬：曾經的中國當代藝術很受關注並不是真正的受關注。而現在的冷卻、看不到中國當代藝術家的作品，也並不是對中國的當代藝術不關心和邊緣化。其實現在是恢復了常態，還原到藝術上去看，這並不標誌著什麼。
問：中國當代藝術一直被視為遵循西方的評判標準，中國何時能建立自己的標準便成為話題。你怎麼看？
宋冬：今天我們已經不能把中國和世界割裂開來，也不是越民族的就越世界。因為你就是世界的一部分，而世界並不只是西方東方那樣簡單。今天也不再是閉關的時代。硬要分割清楚的做法是把自己裝在套子裏，建立自己的一套機制，像建立一套家法一樣。你是世界的一部分。這個世界是誰的啊？不是他的世界，不是我的（世界），是我們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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