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周 嵐 成 靜
伴隨著後工業時代的來臨，城市中的第三産業逐漸代替了第二産業在産業結構中的主導地位，導致了許多傳統工業基地結構性衰落；同時，資訊社會新的生産、通訊、運輸技術和方式出現，原有工業、交通、倉儲用地的功能佈局、基礎設施不能滿足新的要求，導致空間功能衰退。轉型時期中國的城市發展速度備受矚目，與此同時，儘管有迅速發展的市場經濟，30年來，政府的力量在“現代化”、“城市化”進程中發揮著不容忽視的權威作用。
位於北京市朝陽區大山子的“國營北京華北無線電器材聯合廠”（簡稱“718聯合廠”）曾是國家重要的電子工業生産基地之一，屬軍工部門。上世紀80年代開始，這個盛極一時的企業開始衰落。據《中關村科技園區志》記載，1993年6月，北京市政府通過《北京電子城方案》，將佔地10.5平方公里的酒仙橋電子工業區正式定名為“北京電子城”，確定其為邊界清楚的獨立的重點規劃發展單位，確立了區域經濟發展的方向。按照北京市政府的規劃，718聯合廠原廠址將被打造成為電子城的一部分，事實上，該空間的産權所有者七星集團亦已經開始與開發商聯繫，計劃將土地賣出，建造樓宇。
如果依循由權力和資本主導、以土地、空間效益為目標的空間發展模式，718聯合廠原廠址將成為第二個海龍大廈(注：位於北京市海澱區中關村的電子大廈)。那麼為何後來這裡變成了798藝術區呢？並且，2003年，北京首度入選美國《新聞週刊》年度十二大世界城市，其中主要的原因便是798空間重塑了北京的新風格。2006年底，798藝術區入選為北京文化創意聚集區，贏得了政府的認可和支援。2008年奧運期間，798與長城、故宮等名勝古跡並列，成為重點旅遊接待單位，於是，坊間便傳有“長城、故宮、798”之説。在短短幾年裏，798攫升為國內最大、最具國際影響力的藝術區，並已成為了北京都市文化的新地標。那麼，在中國現代轉型期背景下，來自民間的力量究竟有多大？這股力量是如何超越並戰勝“金”、“權”，從而改變了空間的功能走向的呢？
從封閉的單位大院到大院的碎片化
1953年，718廠為建廠徵地，如今的798所在地酒仙橋一片被納入了“全民”所有的範疇，土地由集體所有變更為全民所有。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第一章第二條，國家對土地的所有權由國務院代表國家行使。像同時期許多其他的大廠一樣，在718聯合廠具有一種典型的特點，即國家權力佔據主導：政治審查等嚴格的準入制度、政治學習的思想規訓以及完備的福利。這無不促進了大院的社會整合，使得718聯合廠成為一個被制度與其他空間隔斷開來、相對獨立的空間。
改革開放前，我國的國有企業土地的剩餘索取權和控制權幾乎全為政府所有，國有企業單位就好像一個個不同的生産車間。在日常運作中，政府的干預使得國有單位對於土地的決策權、收入支配權和資産轉讓權受到了嚴重的限制，産權的三個基本權利被弱化。國企在改變了政企不分和政府外部化管理的控制方式以後，在不變更産權關係（主要指所有權）的前提下，對國有資産實施經營方式上的變革。具體而言，國家繼續保留了對國有企業的調控能力，但國有企業的經營主體在生産資料的使用權、收益權、處置權等方面都有了巨大的內部運作空間。國家對國企單位的全面控制已不復存在。
在政府放權和市場化雙重力量作用之下，單位組織作為利益主體和利益整體的意義日益突出。2000年12月，北京七星華電科技集團有限責任公司（簡稱“七星集團”）成立，由北京電子控股有限責任公司（隸屬北京市國資委）和中國華融資産管理公司、中國信達資産管理公司共同出資，借助國家債權轉股權政策，以原700、706、707、718、797、798廠等單位為基礎組建成(中關村科技園區志)，原798廠為分公司。751廠改製成“正東電子動力集團有限公司”（簡稱“正東集團”）。2002年末，原798廠重新進行整合，組建“北京七星飛行電子有限公司”。單體體制的改革以及空間的市場化因素給原718大院帶來了巨大的變化：
首先表現在産權明晰上。原718大院的使用權由政府出讓給七星集團和正東集團等企業，周邊地區則歸屬於電子城有限責任公司。華北光電技術研究所為保密單位，宏源公寓原屬七星，後出讓進行房地産開發，其中七星集團佔地面積32.4公頃，正東集團22.73公頃。具體産權分佈如圖1所示：
其次，大院空間市場化。在市場力量的裹挾下，原718分廠第一個成立了自己的房地産公司，並在主辦公樓的廢墟上蓋起了二十幾層的宏源公寓，2002年宏源公寓建成；大山子地區電子城規劃改造時期，七星集團將部分産業遷出，並臨時將閒置廠房出租，2000年之後大批藝術家入駐；2002年，“七星集團”向原電子部提交所在地區的詳細規劃：拆除原有廠房，在其上興建電子商業園區和高級寫字樓，七星集團計劃將土地轉讓給房地産開發商，因此最初與藝術家簽訂的租房協議的租期都在2005年底終止。
保衛798：民間力量參與決策
電子城還是藝術區？718大院是拆遷還是保留利用？一方面是推土機式的城市物質空間的改造建設方式，另一方面是有機自然式的城市文化空間的生存發展方式；一方面是國家市場的強大力量，另一方面是來自於新的社會群體──創意階層的抗爭，兩種空間形式發生了強烈的矛盾衝突。進入到718大院的藝術家們首先形成了一個“不對立”的非對抗性抵制的共識。參與了保衛798運動的藝術家黃銳在2006年接受了《大美術》的採訪，當被問到“作為藝術節的藝術總監，對這幾年來舉辦藝術節有什麼感受”時，他是這麼回答的：“藝術家的聚集以及後來保護與拆遷激發了矛盾，當時已經駐進來的藝術家們在我這裡一起開了個會，商量一些解決的方案。當時我就提出不要對立，要引起社會的注意和同情，只有舉辦藝術活動，做藝術節，我們沒有別的選擇。”
在這種共識下，798里以黃銳、徐勇和李象群等藝術家為代表的798精英發起了一系列保護798的實踐活動。
雖然真正的藝術節到2004年才有機會舉辦，但2003年4月的“再造798”活動實際上可以看作是藝術節的預演。這次藝術活動由徐勇和黃銳發起，在活動的計劃概要中，明確提出“加強連帶關係”、獲得“廣範圍的理解和支援”的目的在於：一、在不影響各位藝術家正常工作和生活的前提下，加強相互間的連帶關係，使藝術區的形象運作達到良好的社會影響；二、一定程度地開放藝術家的生活方式及工作內容，使我們的再造計劃得到廣範圍的理解與支援。該活動內容分兩部分，一是徐勇的時態空間裏的一個名為“回音”的當代藝術展，另一部分是各藝術機構和工作室對外開放，活動動員當時在798里所有的藝術家工作室、藝術機構、畫廊、酒吧都參加，在2003年4月13日那一天同時對外開放。“再造798”的活動持續了一週多。4月13日，藝術圈內圈外觀眾兩千多人來觀展，出現了北京當代藝術活動空前的規模，多家媒體的廣泛報道，使798廠聲名遠揚。
緊接其後，5月，徐勇、黃銳又發起以抗擊“非典”為主題的“藍天不設防”藝術展，在798時態空間展出。9月馮博一策劃的“左手與右手”中德文化藝術展在798的時態空間和大窯爐舉行，這是國內第一次嘗試以民間的方式和立場來舉辦國際性當代藝術展。3次大型的主題藝術展內容涉及攝影、行為、音樂、地景等方方面面，每次參觀展覽的人數均在2000人以上。798內豐富的藝術活動成為國外媒體尋找中國變化跡象的證據。2003年美國的《新聞週刊》“首都風格”評選中，北京成為前12個城市之一，理由首先就是以798的空間重塑説明北京的新風格。
黃銳在一次採訪時説：“把‘798’的名號打出來是一件我們刻意去做的事情──你不把自己的牌子打出去誰會來幫助你？我們是策動整個社會來保護這种老建築。”以“再造798”為序幕的一系列藝術活動不僅加強了798內藝術家、藝術機構的凝聚力，更爭取到了藝術圈內外的注意，甚至引起了國際上的關注，廣泛地動員了各類群體，成功地為保留藝術區奠定了輿論基礎。
面臨拆遷危機，以黃銳為代表的一些園區內的藝術家走訪了718聯合廠的老職工，還蒐集了大量珍貴的歷史圖片，內容涉及718聯合廠的開工典禮、政要視察、中德合作、生産勞動、政治運動、文體活動、生活福利、基礎建設、建築，留念與合影等方方面面；他還找到健在的第一位718聯合廠廠長李瑞、718聯合廠首任總工程師羅沛霖、798首任廠長傅克，以及工程師馮懷涵等人，請他們回憶敘述718廠的建設歷史。黃銳將這些資料編撰成漢英對照的《北京798：再創造的“工廠”》一書，並最終由798藝術區內的八藝時區出版。在2004年出版後，這本書被發送給北京各政府機構。在後來的訪談中，黃銳這麼解釋：“編這本書在當時是一種權宜之計，但我們的目標非常清楚，就是要保護這個老工廠。為了得到政府的支援，我們開始挖掘這個工廠的歷史。……我們來做這件事情實際是想給政府一個啟示，一種情緒上的衝擊。這兒過去有輝煌的歷史，國家投入那麼多，而且還曾是一個時代的驕傲。”黃銳説。
從黃銳的敘述中，我們看到，他編撰《北京798》的目的就是要保護住即將拆毀的工廠，而採取的方式是挖掘歷史、喚起人們對工廠的集體記憶。2004年4月，八藝時區還出版了攝影師朱岩的《798》畫冊，畫冊中80個人物都是早期入駐798的藝術家，這裡面有中央美院雕塑係教師隋建國、音樂人劉索拉、出版人洪晃，還有退休建築師美籍華人朱鈞、舞者冰冰等等，畫冊記錄了每一個人物在798的生活狀態。
藝術家借助718聯合廠老職工的語言、故事、圖片以及在場互文的廠房建築，建構了一個關於718大院的集體記憶，通過敘事，718大院的“歷史”意義生成，並在某種程度上被轉化為“建築”意義，使得建築空間（而非718聯合廠的下崗工人）與國家歷史相關聯。不僅如此，這種集體記憶還經由文本刻寫、複製和傳播得到進一步強化，而同時期《798》畫冊的出版則通過圖片敘事建構起一種近期的、短時的集體記憶，隱晦地指出了718大院的未來走向。
合法訴求：人大政協提案
要保留718大院不被拆遷，重新修訂城市規劃，必須獲得制度層面上的保障，在“不對立”原則的指導下，藝術家尋求在制度框架內來解決保留798的問題，以免798里的藝術家成為一個與政策對峙的“流民”群體。2004年2月18日，798藝術區內的雕塑藝術家、清華大學美術學院教授李象群以北京市人大代表的身份，向當年北京市“兩會”提交了一份名為《保護一個老工業建築遺址，保護一個正在發展中的文化産業》的議案。議案中提出了關於保護798藝術區的“五大價值説”。議案把以798廠為代表的大山子藝術區的發展與城市規劃的矛盾擺上桌面，建議政府相關部門邀請各領域專家組成專家組，正式評估該地區的潛在價值，在擬訂發展規劃前暫停實施原有規劃。李象群在一次接受媒體採訪時，這麼回憶道：“當時物業説準備把地賣了建公寓，大家都緊張了，開始出謀劃策想辦法。當時我正好要去開人代會，就決定把這件事作為一個議案提上去。”
正是由於798的創意産業階層積極參與空間的建構以及開展活動的影響力，引起了官方的重視。2004年3月中旬，當時的北京市政協副主席張和平與部分市政協委員前往798廠視察。4月8日，北京市委原副書記龍新民也到798視察。自2004年7月以後，北京市市委書記劉淇以及時任北京市市長的王岐山等先後對798進行過明察暗訪，形成了謹慎的積極態度：“看一看，管一管，論一論”。2005年3月成立了由北京市委宣傳部牽頭，北京市規劃委、發展改革委、安全局等相關部門參加的聯合調研組，並於2005年中期將研究成果上報北京市政府，劉淇對該報告作出了對798“建築物的保留方式需認真對待”的指示，初步明確對藝術區內四棟50年代德國專家設計的特色廠房建築進行重點研究。這一來自政府的決策雖未明確空間的未來趨向，但有效地遏制了718大院的拆遷進程，暫時保留住了物質空間，在“看一看，管一管，論一論”的時間間隙中，藝術家們積極實踐，為逐漸將718大院轉變為798藝術區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筆者認為，類似798空間的都市運動的意義並非在於集體行動本身，更為重要的是通過發展社會運動的行動網路，不同背景的參與者學習差異的觀點和立場，參與公共事務的討論和決策。通過對民眾參與空間建構的研究，我們似乎看到了創意階層群體的大致邊界輪廓，並認為在政府認可的制度框架下進行的都市運動或許是中國通往“公民社會”的一條可行之路。（作者單位：清華大學美術學院）
798名稱的由來
北京798藝術區所在的地方，是前民主德國援助建設的“北京華北無線電聯合器材廠”，即718聯合廠。718聯合廠于1952年開始籌建，1954年開始土建施工，1957年10月開工生産。718聯合廠是由德國德紹一家建築機構負責建築設計、施工，這家建築機構和當年的包豪斯學校在同一個城市，兩者在建築精神層面上是共通的。其主要特點是：注重滿足實用要求；發揮新材料和新結構的技術性能和美學性能；造型簡潔，構圖靈活多樣。這種學派後來被稱為包豪斯學派。
1964年4月上級主管單位撤消了718聯合廠建制，成立了706廠、707廠、718廠、797廠、798廠及751廠。2000年12月，原700廠、706廠、707廠、718廠、797廠、798廠等六家單位整合重組為北京七星華電科技集團有限責任公司。為了配合大山子地區的規劃改造，七星集團將部分産業遷出，為了有效利用産業遷出空余的廠房，七星集團將這部分閒置的廠房進行出租。因為園區有序的規劃、便利的交通、風格獨特的包豪斯建築等多方面的優勢，吸引了眾多藝術機構及藝術家前來租用閒置廠房並進行改造，逐漸形成了集畫廊、藝術工作室、文化公司、時尚店舖于一體的多元文化空間。由於藝術機構及藝術家最早進駐的區域位於原798廠所在地，因此這裡被命名為北京798藝術區。同時，798也指代這一藝術區引申出的一種文化概念，以及LOFT這種時尚的居住與工作方式。
看得見的歷史也要保護
斑駁的紅磚瓦墻、錯落有致的工業廠房、縱橫交錯的管道、墻壁還保留著各個時代的標語、馬路上穿著制服的工人與打扮時尚前衛的參觀者相映成趣，歷史與現實、工業與藝術在這裡完美地交融在一起。這裡匯集了畫廊、設計室、藝術展示空間、藝術家工作室、時尚店舖、餐飲酒吧等眾多文化藝術元素……對現代北京稍有了解的人，立刻能反應出這幾句話説的是哪，沒錯，一個響噹噹的名字──798。在今天，如果誰還問:798是什麼，那你真的OUT了。可是，又有多少人知道，在798險些淪為一塊平庸的商業地産的時候，一群藝術家們為了保護他們的園地而堅守著、努力著。今天我們不去討論798顯赫的名聲中摻雜著幾多辛酸和成功後喜極而泣的淚水，我們只看到，民間的力量已經在政府決策中贏得了一席之地，讓這塊土地按照真正依存和紮根于它的人們的願望去保留、去生存了。
798成功逃脫淪為商業地産命運，成為知名藝術區的例子並非沒有幸運的因素，因為，在21世紀最初的幾年，文化創意産業的東風已經吹開了枝頭的桃花。然而，更多的區域沒能按照自然的規律發展，而是在城市改造和商業地産的雙重鏟壓下面目全非。我想，這當中必然也有一些偏頗的頭腦在作怪，那就是，且以遠近論歷史。中國上下五千年的歷史，留給了我們太多的遺産，以至於，現代人似乎已經並不以798這樣僅有幾十年曆史的遺跡為寶貴。在城市改造的天平上，現代的高樓大廈恐怕站在更重的一端。然而，歷史就是歷史，不能因為其時間短，就抹殺其價值。由此聯想到上個月鬧得沸沸颺颺的錢學森實驗基地被拆事件，以及梁林故居被拆等事件，都令人惋惜不已。這些近、現代歷史遺跡雖然在中國悠長的歷史長河裏實在是離我們太近，可是，歷史正是由一個個眼前的時刻悄悄遠去而組成的。
在拆聲一片的喧囂裏，我們也曾聽到不同的聲音，然而，反對者的力量實在是太細弱了。我們並不反對市場化與城市的進步，但是，希望文化與歷史不要融化在市場化的熾熱大潮裏。特別是那些看得見的歷史，惟其近，才更加容易保護，才更要保護。難道非要等到我們將眼前全部毀掉後，留給後人的只有到歲月時空裏抓一把看不見的歷史煙塵嗎？
創意階層：那些堅守的身影
2002年，理查德?佛羅裏達針對美國社會的現實情況，首次提出了“創意階層”這一新的社會階層。區別於農業階層、工業階層和服務業階層，“創意階層”推崇創新和個人創造力，包括從事科學、工程學、建築、電腦編程、教育、設計、藝術、媒體、廣告、音樂和娛樂等産業的“超級創意核心”群體，及商業、金融、法律、保健等領域的“創造性專業人才”。遷入大院的這批藝術家、設計者恰好可歸於這類群體。為了分析的方便，筆者將他們分為798精英、自由藝術家和策展人三類。
798精英
黃銳，798中最活躍的人物，他本人從事裝置、行為藝術、詩歌等各種形式的藝術創作活動，798里的租戶無人不曉，被外界認為是798的代言人。來798之前，黃銳因組織1979年的“星星畫展”而被載入中國現代藝術史冊。2002年初黃銳遷入798，開設了自己的工作室和ATCAFE咖啡吧。為保護798藝術區，黃銳組織了一系列活動，2003年發起“再造798”活動和“藍天不設防──反SARS藝術聯合展覽”；2004年、2005年、2006年發起三屆大山子藝術節；編撰《北京798》及介紹藝術節的《語言/寓言》（2005）和《北京/背景》（2006）；此外，他還多次邀請國外藝術界同行及政要參觀藝術區，樂於接受重要媒體的採訪。798藝術區的名聲鵲起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説是黃銳努力的結果。
李象群，學院派體制內雕塑家，1999年將自己的工作室搬到798。他認為798比學校更能接觸到當代藝術思潮的脈搏。2004年2月，李象群作為北京市人大代表向市人大遞交了保護藝術區的提案，提出798的建築價值、歷史價值、藝術價值、經濟價值和奧運價值等五大價值説。當年3月，提案獲得通過，北京市人代會成立了提案調查小組。798能作為文化遺産保留下來，李象群有著不可磨滅的貢獻。
徐勇是最早搬進798的藝術家之一，從事攝影。2002年遷入，租下當時798能租的所有空間，他的“時態空間”是原798內面積最大、空間高度最高的藝術空間，美國《新聞週刊》首都風格的評論中所用圖片證據就是“時態空間”。1993年他開創北京衚同遊。他認為798與衚同一樣，具有廉價的人文資源，如果進行創造性的功能轉換，就可以發揮它們的潛在價值。2003年，徐勇與黃銳發起“再造798”的活動，主要展廳設在他的時態空間裏，同年他與黃銳發起的“藍天不設防──反SARS藝術聯合展覽”，在易莊舉辦開放活動後，移至時態空間展出。
自由藝術家
在798里，真正像隋建國、李象群一樣擁有體制內身份的藝術家可以説寥寥無幾。798里擁有工作室、畫室的藝術家大多有一個共同的身份：“自由藝術家”。獨立的自由職業的藝術家是現代社會和文化的産物，恰如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所説：“隨著非個人化的市場的發展，不再依賴於保護人或收藏家，或者更普遍的是，不再依賴於直接委託訂單，這就導致了藝術家越來越多的自由。”798里的自由藝術家由一批不願回原籍的大學畢業生、主動脫離體制的藝術家和海外歸國的藝術家構成。
我國現代意義上的藝術家作為一個群體出現始於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一批北京藝術院校的大學生畢業後不願意服從分配回到家鄉，漂在北京，798里最早的塗鴉的作者張大力就是其中之一。
“1987年我大學畢業，沒有服從分配……我最後連檔案都沒有了，我也不知道去哪兒。我就這樣離開了學校。他們把我分配到東北，我實在是不想回去，因為我覺得做我這樣的獨立藝術家必須在大的都市，在北京。因為在北京你可以看到那種思想上的交鋒。後來我沒有辦法，怎麼辦？學校給了我93塊錢的派遣費，就是回到東北工作的派遣費。我就拿這93塊錢在海淀租了一個房子，……”這是張大力的話。
另外，一批以雲南、四川、貴州、湖南、湖北為主體的藝術家走出“體制”，懷著一份對藝術的執著信念，“流浪”在北京，這些“體制外”的藝術家在城市的邊緣租房、買地、修房子，這其中包括行為藝術家蒼鑫，之後還有辭去白領職務的馬晗，離開悠閒的成都生活的張小濤等都不約而同進入798。
1993年後出現了海外中國藝術家的歸國潮，陳慶慶、艾未未、郝光、馬樹青、劉野等“海歸派”藝術家活躍在北京，穿梭于中國本土和海外之間，這些人後來紛紛都選擇了798。
策展人
在798里組織、策劃展覽的策展人，往往受人之托或者主動在798策劃藝術展覽或藝術活動，他們的正式身份多是藝術評論家或藝術理論研究者。
任職于中國美術家協會的馮博一，從90年代開始，致力於中國當代藝術的評論、編輯、策劃工作。2002年10月，馮博一策劃了798里第一個當代藝術展──“北京浮世繪”（北京東京藝術工程）、隨後又策劃了“藍天不設防──反SARS藝術聯合展覽”和“左手與右手”──中、德當代藝術聯展等展覽。
邱志傑，中國美術學院副教授，2003年4月策劃“再造798”活動。
張朝暉，著名藝術評論家，曾在美國學習策劃專業，2003年9月，在798策劃了北京雙年展的週邊展。798里每一個畫廊平均每兩周就要舉辦一次新的畫展，隨著798里畫廊的增多，越來越多的理論家、批評家開始關注這個空間，開始進入到798親歷親為策劃藝術展覽。到798策劃展覽，實際上是對藝術區的肯定，這些游離者為798藝術區的聲名鵲起起到了積極的傳播作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