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0年5月，張大千的晚年巨制《愛痕湖》在“中國嘉德”以1億零80萬元成交，中國近現代書畫市場由此進入億元時代。描繪瑞士亞琛湖的《愛痕湖》，是界內公認的張大千潑彩山水最精之作，張大千所創“潑彩”，則被稱作中國傳統藝術最成功的“現代性突圍”。但許多人還記得，如此有創造力的張大千，當初卻以“盜版”起家。
張大千生於1899年，1920年代便以造假出名。
張大千仿製的對象，包括從魏晉至明清歷代名家，其中作偽清初“四畫僧”之一石濤最多、影響最深。因為幾可亂真，他贏得了“石濤復生”的稱號。張大千仿製的石濤作品，曾騙過大畫家陳半丁、黃賓虹，讓他們顏面掃地，連收藏大家羅振玉、吳湖帆、張學良都買過他偽造的石濤畫。至今，一些博物館館藏出自他筆下的“假石濤”，讓鑒定家們大傷腦筋。
張大千造假，一為挑戰名家以得名，二為矇騙藏家以獲利。
張大千倣造石濤最勤，自然因為石濤名氣極大，倣造他可以獲利極多。石濤為明代皇族，他脫出傳統樊籬、師法自然，提出“法自我立”、“我自用我法”等主張，是清初最富創新精神的畫家。在康熙、乾隆朝，便有揚州人專倣石濤繪畫，隨著後人對他的推崇，作偽者越來越多，許多偽作被當作真跡收藏。至1930年代，由於海外書畫市場的需求大增，石濤偽作更盛。張大千1919年臨倣石濤的山水《自雲荊關一隻眼》，曾被黃賓虹以140銀元購藏，1920年代末，他還用一張假石濤畫，騙取上海收藏家程霖生13000元。
石濤過世之後的200餘年間，讓張大千等無數造假者獲益甚豐。
造假者從石濤那裏得到很多好處，卻不必支付石濤分毫費用，這在經濟學中稱為“生産的正外部性”。所謂“外部性”，指當事人的行為對旁觀者産生的影響;而“生産的正外部性”，指生産者的生産活動，給旁觀者造成的有利影響。新技術研發的“生産正外部性”最為明顯，因為某個廠商研發的新技術，可能被其他廠商模倣，從而讓他們無償獲益。這種生産正外部性，又稱“技術溢出效應”。石濤在繪畫風格上的“創新”，被其他許多畫家倣造並獲利，他是藝術生産領域中典型的一例“生産正外部性”創造者。
不只石濤，因為“技術溢出”而獲利的張大千，後來也産生了“技術溢出”。
張大千不僅精於摹古，更善於創新。他晚年移居海外，在傳統潑墨法的基礎上，借鑒西方抽象表現主義技法，創大潑墨、大潑彩新風。張大千生前便在世界畫壇享譽盛名，近年，他的作品更成為書畫市場的“龍頭股”和“風向標”。目前，他以23億2163萬元的成績，在“近現代國畫家拍賣總成交額排名”中位居第二。此間，署款張大千的贗品同樣充斥市場，氾濫成災。
“技術溢出效應”對模倣者有利，但對於整個社會未必是好事。
新技術研發者因為不能獨佔發明的全部收益，所以往往不願意投入太多資源創新。許多國家為激勵創新，實行了專利保護制度：在一定期限內，發明者擁有使用專利的排他權，其他企業如果使用其發明的新技術，必須得到其允許、並支付專利費。我國的《專利法》于1985年施行，石濤生得太早，與專利保護無緣。他即便再世，恐怕《專利法》也愛莫能助。因為該法所規定的3種專利——發明、實用新型、外觀設計，僅指工業産品、方法或方案，與藝術創作無關。
石濤可以求助的，似乎只有《著作權(版權)法》。
我國于1991年實施、2010年修正的《著作權法》規定：“製作、出售假冒他人署名的作品的，應當停止侵害、消除影響、賠禮道歉、賠償損失。”據此，被造假者的維權，總算有了法律武器。不過，維權的前提是，造假者必須在贗品上署被倣者的名字，如果仿製的作品無款，仍無法追究。可見，與工業産品的專利制度相比，對畫家創新的保護和激勵措施，仍不到位。既然可以“白拿”畫家創新的“技術溢出”，白拿誰不拿呢?
看來，切實保護創新的畫家、保護整個行業的創新機制，還剛剛起步。
[聲明]以上內容只代表作者個人的觀點，並不代表“藝術國際”網站的價值判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