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栗：從七十年代末到現在，這三十年是整個中國的一個，五四以後在藝術革命上一個非常大的節點。但是這個是在整個藝術史，在藝術家裏面，一直封閉在小圈子裏面，沒有真正去總結它，也沒有展示到社會上，如果國家做這件事，問題比較大，因為國家美術館要做這件事的話，那要討論了，很多意見要爭論了。但是作為民間資本來做這件事，省去很多麻煩，也沒有很多條條框框的限制，它能做這件事，做的比較有意思。
記者：那麼對於這三十年的發展，您怎麼看待這三十年的變化?
栗：這三十年我覺得是中國第二次向世界打開國門，和探討一種藝術現代化的途徑。因為整個中國五四時期，中國打開國門，也是想走世界一樣的，現代化的道路，但是當時所有的局限性，讓當時所有的思想家都選擇了寫實主義，作為向西方學習。但是那個時候西方正好放棄寫實主義，在走現代主義。馬上就封閉了國門，我們可以知道整個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是封閉在一個社會主義的大家庭裏面。文革結束，中國再次向世界開放以後，發現世界藝術走的很遙遠了，中國又重新學習。但是這個學習不僅僅是完全模倣，這一段整個的文化，人的生命在這個階段的，各种經歷，結合這種表達自己，同時在學習西方。有很多文化和西方的當代藝術、現代藝術完全不同的文化環境。
記者：您覺得在未來的話，中國當代藝術，它的走向會自己保持現有的風格往前走，還是説參照西方的?
栗：我覺得一定要有自己的道路，但是這個道路不是説越民族越好，還必須是一個開放的背景，現在也不可能封閉了，這個首先是開放的，但是這個開放不是説像體育一樣，藝術是強調個性，還是要有一種不同的道路，全球化一種新的地域的風格。
(供稿：民生銀行現代美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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