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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書、偷書、借書、還書，是我們青少年時代大約有過一點求知欲的青年共同的記憶”。陳丹青列出了那時只能算文學青年的“我們這撥人”書單，有俄國的普希金、果戈理、萊蒙托夫、契訶夫、托爾斯泰，美國的傑克·倫敦、海明威，法國的作家巴爾扎克，英國的狄更斯、哈代等。到紐約後，近30歲的陳丹青才開始讀本雅明、叔本華這些書，還不大看得懂，“這些書都應該在很年輕的時候看，到30多歲時就有分析能力了”，而讓陳丹青“自卑”的是，北大清華的年輕老師基本上都是十幾歲就開始看這些書，記憶力好、概念清楚，“我一個年紀比他們大20多歲的人站在他們面前，我怎麼好意思説我是讀書人。”
反話氣話——
“讀書不能弄成一種身份”
“讀書是一件很安靜的事情。要是論教養，你真的是讀書人，你不要講出來，你不要告訴人家你是讀書人，你讀書也好，畫畫也好，不能弄成一個身份。”陳丹青説，這是他到國外才學會的，他發現國外很“牛”的人都害羞得要命，躲著不講自己挺在行的那些事。 “出國之前還沒有人當面和我説我是讀書人、我是知識分子，回來後聽到不少人會跟人説我是做學問的，我是藝術家，我是雕刻家，我是詩人，我是作曲家等等，我很害臊，這怎麼好意思説出來？也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變成了一種風氣，一種身份”。
在説明讀書的“教養”問題時，陳丹青舉了陳寅恪先生的例子。“陳先生週游列國，至少通20多種語言，可是他在清華填表時只填了兩種通曉的語言，梵語和德語。在香港逃亡時，日本人到他家裏要挾他出來做事，他不肯，日本人就要行使暴力，當時樓裏有很多人，他突然站出來和日本人交涉，是很流利的日語，他的家人都不知道他的日語這麼好，但是不到萬不得已，你都不知道他會講日語，這就是教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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