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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面臨拆遷的將府藝術區跟東營藝術區的情況並不一樣，將府藝術區並沒有被納入到政府徵用土地的範圍內。將府藝術區屬一地兩租，存在著兩個開發商。在通過將府將近半百個藝術家幾次的區政府和市政府的陳情，開發商為避免“兩敗俱傷”，決定在藝術家的合同期滿後再做打算。據悉，將府藝術家與開發商的合同還有4年時效。但是將府藝術區從一開始就風波不斷，拆遷之事也造成將府數位藝術家頂受不住壓力而搬走。據將府藝術家張小濤透露，從2006年搬進將府藝術區就不斷有稽查大隊貼勒令拆遷的公章貼條。將府藝術家通過幾方商談，和開發商談，和政府商談，最終得以暫時保住。
“邊走邊看”的拆遷大戲
縱觀如今的北京藝術區，北邊至上苑，西邊至香山，東邊有宋莊，南邊也有，甚至順義、懷柔都有藝術村，整個北京形成了一大片的藝術家村，大大小小的藝術家村總計數十個，但為何卻頻頻面臨拆遷的問題？這種問題是否就不可調和與避免？答案恐怕是未必！即使“拆”是不可避免的，那麼如果能很好處理好“遷”的問題，“拆”本身也就不足以成為藝術家問題了。困擾藝術家的只是半年一搬、一年一搬，搬家需要的經費、資金，以及裝修工作室所需要的時間；每兩、三年要預算多少資金，多少時間來搬家是藝術家最大的困難所在，更何況藝術家還得堅持做藝術。
批評家高嶺表示，如果分散在朝陽區崔各莊鄉一帶村落裏的藝術園區面臨著拆遷的話，是不是朝陽區應該考慮有一種方法，開闢一塊地方，集中地由區政府出面，和開發商合作，作為一個文化創意産業區來規劃，這樣相對來説就會顯得穩定。“應該給朝陽區政府或者是北京市政府提出一個問題，在未來的建構，北京作為文化、政治中心的初衷，文化中間的藝術，藝術中間的視覺藝術，究竟如何能夠繁榮地發展？僅僅靠高等院校，靠高等院校裏的教師和高等院校給藝術家教師提供有限的工作室，僅僅靠有限的幾個官方美術館是不夠的。應該把重點落在具體的措施上，比如説規劃幾百位，一千位藝術家的工作室。比如藝術家歷史形成集中的朝陽區，如果在朝陽區開闢這樣一個地方，如何以低成本的土地租金，提供給來自全國各地，以及世界各地的優秀藝術家，這樣才是真正解決問題的根本。”
徐勇則表示，今天798周圍地區的草場地、索家村、費家村等藝術區面臨著被拆掉，藝術家生存環境面臨著被破壞的狀態，主要在於藝術家的存在和政府利益顯然在現在看來是相悖的。由於望京地區的城市規劃建設，政府將政策推而廣之，環繞整個朝陽區郊區部分的用地，給予農民一定的利益置換，把土地置換過來。在這個過程當中，往往被忽略的實際上就是藝術家群體。“藝術家群體的存在和發展並不是由於政府特意的規劃，也並不是由於當時農村鄉政府的一個規劃，完全是一種自發的狀態。這個狀態由於藝術家人口的增多，牽扯到幾百戶、上千戶的藝術機構和藝術家”。對此，徐勇覺得藝術家應該聯合起來，形成呼籲力量，讓政府在城市化的進程當中，除了要照顧農民的利益，也不能忽略藝術家群體的現實存在，給予藝術家群體以適當的條件或者給予一種方案，拿出一種安排的方案，因為這個群體對於北京城市的文化發展是非常重要的。
6月10日將府藝術家集中陳情朝陽區政府
在過去，藝術家群體總是自發而形成一種村落、藝術區狀態：從圓明園畫家村到宋莊藝術區，從798藝術區到798周邊地區催生的藝術區。而如今這種狀態面臨著一種轉變，藝術村落由過去的自發性質越來越趨於規劃的文化産業聚集區，北京五環邊上崔各莊鄉矗立的“崔各莊文化産業聚集區”牌子已經顯示了規劃的痕跡，但即使這樣樹立起來的牌子都不能保證這個地方的藝術區不會面臨拆遷，除非這裡也像宋莊鎮政府那樣明確的出臺搞文化創意産業的政策。當然，目前為止的朝陽區幾個藝術區面臨的拆遷問題也不足以可以完全説明朝陽區就鐵定要對藝術區“痛下殺手”，畢竟之前798的保留就是一個正面的例子。而將府藝術區也在鬧得沸沸颺颺之後能確保藝術家可繼續完成合約剩下的4年，東營藝術區也沒有在10月1日之後就“大難臨頭”。而儘管索家村與費家村前途未卜，但有關拆遷藝術家能得到的相應補償也都得到允諾。這場“邊走邊看”的拆遷大戲比人們想像中的來得緩慢，眼下很難看出到底是藝術區被多拆了幾個，還是藝術家又多“遷徙”出了幾個藝術區。
另外，由於拆遷危機給藝術家造成的人心惶惶使得一部分藝術家紛紛奔赴宋莊的“安樂窩”，宋莊藝術區的租金由於藝術家的增多也有相應上漲，但相比朝陽區也算實惠，宋莊可謂佔盡這場拆遷戲的“便宜”。在一旁“虎視眈眈”的昌平區政府也正忙於大興改造興壽鎮上苑藝術家村的5個村莊，準備在年底前形成京北藝術家集聚區，以便吸引更多的藝術家入駐。海澱區政府也開始有所行動，搞起藝術中關村國際博覽會，緊隨著4號線地鐵的陸續開通，交通的進一步便利，他們也希望在當代藝術方面有所作為。這樣看來，朝陽區並沒有非得讓這場拆遷大戲來得太早的必要，不妨邊走邊看，這樣既不易讓相鄰地區“趁虛而入”，又能縱觀大局，作出自己冷靜的判斷。也許根本就不應該存在朝陽區藝術區“全軍覆沒”的説法，這種“兩敗俱傷”的做法怎會輕易在這樣一個已經很“明智”的年代上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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