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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仃堅持以天安門為主的方案，併為這個方案做了專業化的針對性解釋：
梁先生認為：天安門為一建築物，不宜作為國徽中構成物，圖式化有困難，宜力避畫成一張風景片，要變成次要裝飾。
設計人認為：齒輪，嘉禾，天安門，均為圖案主要構成部分，尤其以天安門為主體，即使畫成風景畫亦無妨(世界各國國徽中畫地理象徵的風景畫是很多的)，不能因形式而害主題。
梁先生認為：國徽造型最好更富圖式化、裝飾風，寫實易於庸俗。
設計人認為：自然形態的事物，必須經過加工才能成為藝術品，加工過分或不適當，不但沒有強調自然事物的本質，反而改變了它的面貌。譬如群眾要求的嘉禾式樣是非常現實的，又非常富於理想的，金光閃閃，顆粒纍纍，尚僅從形式上追求，無論出自漢磚也好，魏造象也好，不能滿足廣大人民美感上的要求，寫實是通俗的，但並不是庸俗的。
梁先生認為：國徽圖案應繼承美術上歷史傳統，多采用民族形式。
設計者認為：梁先生精神是好的，但繼承美術上歷史傳統，應該是有批判的，我們應該繼承能服務人民的部分，批判反人民的部分——這是原則，更重要的：不是一味模倣古人，無原則歌頌古人，而是推陳出新。
梁先生認為：國徽中彩帶倣六朝石刻為高古、唐代就火氣重了。
設計者認為：六朝的、唐的石刻造型都可取法，看用於什麼場合，有些六朝石刻佛像彩帶，表現靜止，確是精構，倘用在國徽中，就太靜止了，而唐之吳帶是運動的，所謂“吳帶當風”。國徽彩帶採用這樣的精神，正適應革命人民奔放感情的要求。
北京朱墻、黃瓦、青天，為世界都城中獨有之風貌，莊嚴華麗，故草案中色彩，主要採朱、金(同黃)、青三色。此亦為中國民族色彩，但一般知識分子因受資本主義教育，或受近世文人畫影響，厭此對比強烈色彩，認為“不雅”。(尤其厭群青色。但不可改為洋普藍及孔雀藍，否則中國氣全失，且與朱金不和。)實則文人尚未發展之前，國畫一向重金、朱，敦煌唐畫，再早漢畫，均是如此。更重要的是廣大人民，至今仍熱愛此豐富強烈的色彩，其次非有強烈色彩，不適合裝飾于中國建築上，倘一味強調“調和”，適應書齋味，一經高懸則黯然無光，因之不能使國徽産生壯麗堂皇印象。
以上係摘自有關原始檔案，文中“設計者”乃第一人稱的張仃。
兩個方案，各自表述，也各有其欣賞、贊同者，竟成相峙之勢，於是交政協表決(此前，張仃的政協會徽設計方案被順利採用，廣受好評)。張仃方案以微弱多數票勝出。
周恩來總理再做決定，將張仃方案交梁思成小組完善、深化,最終再由張仃製作為成品件。這一決定，同樣體現了賦權於民，爭取廣泛團結的偉大智慧。後來，梁思成作為黨外人士領取了現金稿費；張仃作為黨內同志領取又捐回了象徵稿酬的200斤小米。
應該説，初稿階段的張仃國徽設計(即手繪稿)，天安門的比例不很標準、規範。梁思成小組根據實測，極其精準地再造了一個莊嚴雄偉的圖像天安門，剪影軒昂，氣度非凡。更重要的是，雕塑家高莊更在執行深度加工的過程中，用“吳帶當風”的綬帶詩意發揮，匠心獨運地處理了天安門、麥穗、齒輪和五星之間的審美統一，絲絲入扣，氣通神貫，令國徽設計獲得從二維平面到三維立體的品質飛躍。後來，張仃帶領美術供應社的技師，把直徑3米多的木雕巨型國徽趕制出來，並於1950 年9月30日親自挂上了天安門城樓，直到今天。
以下要素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的基本形成條件：領袖們及其所代表的時代精英的立國理念和意志；政協的選擇投票和交辦決策；張仃的初稿及梁思成對初稿的補襯；梁思成小組的完善，尤其是高莊的浮雕藝術昇華；張仃小組的最終製作。各個環節互為關聯與支援，缺一不可。國徽乃集體智慧的結晶。
此前此後，張仃還曾親自設計或組織設計過開國郵票、政協郵票、開國大典美術景觀、中南海多處裝修等。將八個大燈籠挂上天安門，最初也是他設計創意的。
作者：鄒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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