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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開天簡介：1942年生於雲南昆明市，1961年入伍，1979年加入中國美術家協會。曾任雲南美協常務理事、中國畫藝委員會秘書長、雲南民族畫院副院長、北京大學藝術顧問、中國科技大學特聘教授。多次出國舉辦畫展並講學，曾受聘于美國夏威夷大學講授中國書畫。在中央軍委八一大樓外賓廳、中南海紫光閣等均有作品陳列。出版過多種版本的畫冊，2001年于北京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大型畫冊《鐘開天畫集》首發式，2006年12月出版《鐘開天書法集》。曾獲解放軍總政治部美術創作優秀獎、雲南文學藝術成就獎。鐘開天長期從事中國畫、壁畫和書法的創作和研究，在人物、山水、花鳥魚方面均取得很大成就，特別有駕馭控制大畫的能力。作品有《進駐阿佤山》、《在動巴納森林中》、《四渡赤水》等。
徐友玲（以下簡稱徐）：您是從小就喜歡繪畫嗎？後來為什麼想到要去部隊參軍呢？
鐘開天（以下簡稱鐘）：我還沒進校讀書便開始學習書法，小學三年級就隨父臨習古人書法，學顏真卿、趙孟頫碑帖，隨後開始臨習芥子園畫譜，經常到我們家附近華山西路、華山南路的裱畫店觀摩字畫。初中便在昆明隨陸宇飛老師學素描、水彩，開始了正規的美術學習。那時我們學校有一個美術室，美術室的佈置就像現在的美院，裏面有畫板、素描、陶瓶等，還有一些是已經考上美院的學生寄回來的作品，還有西方的繪畫名作挂在墻上供我們學習。我也在那時就感受到中國傳統文化和西洋文化的差異。我們當時的美術學習跟美院的教學是沒有區別的，幾乎是接受專業的訓練，課餘時間都是在美術室畫畫，星期天就跟老師出去寫生。所以我15歲初中畢業就開始發表作品了，到了高中正好是三年大躍進，我就開始畫速寫，畫煉鋼鐵、農民施肥、興修水利等在報紙上發表，後來考美術學院沒考上，就帶著畫具去當兵了。那個時候家庭經濟太差的學生去考大學國家也供不起，所以只要出身好一點的人就被安排去當兵。我們當時發了錄取通知書的，當時打開我的錄取通知書，裏面寫的就是讓我去當兵。因為我小時候看過一些畫西雙版納的展覽，覺得那裏有異域情調，特別適合畫畫，沒想到當邊防兵正好就分到了那裏，這讓我很開心，因為那裏一直是夢寐以求的地方。
徐：您是從一名普通戰士一步步成長為一名專職的軍旅畫家，這段軍旅生活對您的創作有什麼樣的影響？
鐘：我跟其他軍旅畫家是不一樣的，有些是作為美術兵特招到部隊專職搞創作，而我那時是作為普通兵分到那裏，要訓練、作戰，很艱苦。但我還是沒有放棄繪畫的夢想，空余時便在自己做的速寫本上畫速寫。我們在部隊畫畫跟其他畫家不一樣，其他畫家去采風，是局外人，走馬觀花，而我們是在戰鬥中親身體驗，這種生活的出發點、感受是不一樣的。西雙版納有很多的民族，因為要做民族工作，所以我們跟當地各民族老百姓的軍民關係比較融洽。除此之外，我那時也參加了不少戰鬥，自衛還擊、老山作戰等。所以我對部隊很熟悉，對邊防少數民族也非常熟悉。這些了解和切身體驗對我後來的創作很有幫助。
《藏女與羊羔》 中國畫
由於我當兵的時候就不斷的在報紙、雜誌發表作品，三年義務期滿後就被調到《國防戰士》報社做美術編輯。因為報社小，我身兼數職，又當美編，又當攝影，還要編副刊，排版面，這一做就是十六年。在報社當編輯的好處就是接觸的知識面很廣，寫文章，分析問題什麼的對提高思想修養很有幫助。所以我覺得一個畫家要成才必須要具備幾點，第一就是要有紮實的繪畫功底、造型能力；第二是有豐厚的生活積累，了解社會、了解生活；第三就是要讀過很多書，有豐富的知識積累。達到了這三個條件，基本就可以成才了，當然也要等待好的機會。我認為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提出的“生活是創作的源泉，而且是唯一的源泉”確實是真理。我們這輩子走的就是生活這條道路，有豐厚的生活積累，在生活中吃了很多苦。現在很多人缺的就是生活體驗，對生活了解膚淺，因此很多素材都是從照片出來，從別人的資料裏來。
徐：八十年代，您曾經用書法的用筆畫了幾組戰地生活速寫，反映邊境的戰鬥生活，能請您談談這段經歷嗎？
鐘：這組作戰速寫是我在自衛還擊作戰時畫的，那時我已經進入了昆明軍區創作室。每天都跟著戰士們跑，一邊畫一邊就發稿了。有的是當時畫當時就發表，有的是白天畫、拍照，晚上再洗出來整理。當時畫了一大批速寫，相當於“自衛還擊”打了多久我就畫了多久。其實當時全軍畫得好的也很多，為什麼我的速寫在當時叫得很響，其一是因為這是從實戰中、生活中畫出來的，生活氣息濃厚，有優勢；第二就是我的繪畫已經轉變了方向。過去都畫英雄，而我畫的是普普通通的戰士，著眼點不一樣；再一個我的速寫很及時，還是用毛筆畫的，裏面帶有很多中國書法的味道，這也是別人不能比的。
《唱歌的阿妹》 線描
《老山之戰》 連環畫
戰爭表現出來的很多東西是讓人思考的。比如我後期畫的一張關於自衛還擊作戰的作品《春風》，就是我對戰爭的多元的思考。畫面上是一片焦土，竹子都被燒焦了，但是照樣有一抹綠色在裏面。表面看上去是歌頌鋼鐵戰士堅毅、勇敢，砸不爛打不垮，但是更深的是對戰爭的一種思考：只有生命是不可抗拒的，戰爭的威力是很大，但生命超越了戰爭，宇宙、自然生生不息，這是什麼力量都擋不住的，這就是對戰爭的反思。
徐：部隊生活的經歷和磨煉對您後來的繪畫創作有什麼樣的影響？
鐘：我為什麼走上創作這條道路？是因為我到部隊邊防就想家，晚上蒙著被子哭，因為太艱苦，又很孤獨。我的班長、排長就天天給我做思想工作，還把他們的棉毯給我墊在床上，當枕頭什麼的。這些關懷讓我覺得部隊就是個溫暖的大家庭，讓我很感動，所以後來我畫了一張畫叫《新戰友到家了》，把自己的這種感情全都融進了這幅創作裏面。這幅畫後來參加了展覽，出了畫冊，我也因此走上了創作的道路。這也再次證明部隊是個大學校、大融爐，是可以出人才的。
我們邊防軍的職責就是保衛邊疆，建設邊疆，我一生的繪畫創作主要也是表現部隊邊疆軍民生活，所以遲副主席給我的定位是邊塞畫家。我後來的創作是通過邊疆延伸出來，捕捉更有世界意義的一些藝術作品。所以我覺得之前在部隊的經歷和磨煉都像是在找富礦，你在那裏挖了一口井，你如果挖得夠深，找到了那個富礦，那就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所以包括我現在畫一些具有國際性的或者全國性的作品，都是以我在邊疆思考的原型的基礎上再來擴展的。
徐：請您談談長卷國畫《進駐阿佤山》的創作，當時您為什麼想到去阿佤山，而不是去其他地方呢？後來又為什麼想到要創作《佤山部落圖》？
《進駐阿佤山》局部 中國畫
鐘：我學生時代看過艾蕪的小説《南行記》，選擇去阿佤山也有受那個小説的影響。其實解放軍進阿佤山是個奇跡，我們並沒有武裝進去，完全是通過黨的民族政策感化少數民族。佤族認為共産黨就是解放軍，解放軍就是共産黨，他們唱的一些歌曲都是五六十年代北方的老兵教他們唱的，這種對黨的信仰，對共産黨的熱愛是發自內心的。我去後受到了強烈的震憾，所以才下功夫來畫這幅畫。在那裏我與佤族人過了三個月的原始生活，睡火炭邊，身上不時都有蛇、蟲在爬，吃老鼠煮稀飯，吃佤族的那種原始的食物。回來後整個人又黑又瘦，胃都不行了。當然，創作這幅作品也有逼上梁山、背水一戰的心態，因為只有唯一一個機會參加全軍美展，不成功便成仁。歷時半年，我才完成了這幅作品。八十年代初期是我率先畫這種題材的作品，所以一炮打響。
後來創作《佤山部落圖》，一是因為我覺得《進駐阿佤山》的政治性比較強，二是想表現這種原始的東西。西方現代藝術思想，一條是前衛，一條是回歸，我們搞不了前衛，我們就回歸原始。最現代的實際就是最原始的，這個哲學規律實際上是普遍存在的，所以我就反過來走，去畫最原始的。當然這種走法就要深入到民族，不是表面的表現民族的服飾、風情，而要深入民族文化的底層。所以我的觀點是，越是原始的就越具有現代意義，越是原始的就越具有本源的價值，越是原始的越具有世界意義。不要小看雲南這個地方，它的原始民族文化可以説是人類文化的活化石。
“佤山”這個民族實際只是一個符號，借這個符號來表達我自己對人生的一種思考，對人生的一種獨特的理解，是站在全世界藝術的走向裏面找到自己要表達的題材。所以我是通過對雲南邊防邊疆的思考進一步對人性本質的東西進行更深層次的開啟，力圖使自己的作品更具有全國意義，更具有世界意義。
《春風》 中國畫
徐：您之前大多作品都是表現部隊，表現邊疆軍民關係，那您目前的繪畫創作方向是什麼呢？
鐘：我第一個階段是畫部隊；第二個階段是畫邊塞，包括畫邊疆民族；第三個階段就是通過畫邊疆，進而對邊疆原始藝術更深的了解，捕捉人類本身的一些東西。我近十年主要集中精力畫壁畫，把繪畫從紙上推到墻壁上，把繪畫從小品推向弘構巨制。我現在的追求就是我的畫必須要具備三個條件：第一就是要繼承中華民族五千年的優秀文化，必須要有強烈的中華民族的民族性，要有中國民族精神；第二要把中國傳統文化推向現代，使之具有現代意義，讓外國人也能欣接受、欣賞；第三要有時代精神，要體現我們中華民族當代的風貌，要畫得氣勢磅薄，波瀾壯闊，要有震憾性。中華民族已經復興，我們在世界上要有大國氣度，我們的畫不能再像以前畫的梅、蘭、竹、菊那種小品，所以我的畫的追求就是漢唐雄風，要能體現大國氣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