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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軒簡介：1947年生，又名艾圭圭，浙江金華人。1967年中央美術學院附中畢業。1967-1973年在河北蔚縣西合營勞動四年。1973年分配至成都軍區文化部創作組任美術創作員。1984年進入北京畫院油畫創作室。歷任成都軍區文化部創作員，北京畫院一級美術師。北京市高級藝術職稱評委。1977年油畫《三軍過後盡開顏》參加建軍50週年全國美術展覽；1981年油畫《有志者》參加第二屆全國青年美展獲銀獎；1985年油畫《若爾蓋凍土帶》為中國美術館收藏；1986年油畫《她走了，沒説什麼》參加在法國舉辦的第18屆海濱——卡涅國際美術展覽並獲榮譽獎，油畫《雪》參加第二屆亞洲美術展覽，被日本福岡美術館收藏；1989年油畫《孩子》入選摩洛哥蒙特卡羅國際美術大展；1997年油畫《就讓風把歌聲吹散》、《又清又冷的空氣》入選《中國油畫肖像百年展》；1999年油畫《晨霧漸漸散去》入選《中國美術百年》；2004年作品入編《中國油畫十家》；2005、2006年參加中國寫實畫會展；2008年參加迎奧運世界著名華人美術家作品展。
《融雪的三月》油畫
屈波（以下簡稱屈）：艾先生，能請您首先談談您的軍旅生涯嗎？
艾軒（以下簡稱艾）：我是1973年參軍的，參軍之後原本把我分在創作組，後來要把我分到西藏軍區歌舞團，但因為我想搞創作，就沒去。由於方振科長一直幫我呼籲，一年之後我最終留在了成都軍區創作組。如果當初去了西藏就沒有我今天在美術創作上的成就了，所以我很感謝方科長。從1973年到1984年我在成都軍區待了11年。
屈：您當初為什麼選擇參軍呢？
艾：不是選擇，是分配到部隊的。我沒想到我能參軍，因為我家庭出身不好，能分到軍區我感到很榮幸。
屈：在部隊的這段時間裏，有哪些事是讓您難忘的？
艾：我覺得成都軍區的氛圍比較好，挺寬鬆的，不像我在知青生活那段時間經常有暴風驟雨般的階級鬥爭，沒有什麼壓力，而且讓我畫畫。不管畫什麼，畫遺像也好，畫革命歷史題材也好，總之是讓我畫畫，我感覺很安逸。我當時的任務很多，對越自衛反擊戰時還到了前線去。
屈：當時身邊朋友有沒有對您影響特別大的？
艾：影響大的就是方老，方老力主我留在創作組，我很感激方老。還有何孔德，他來過成都軍區好多次，還帶我們到草地去寫生，也曾把我們調到北京搞創作。一個方振、一個何孔德都是對我影響很大的。
屈：部隊這段經歷跟您以後到北京的創作有沒有什麼關係？
艾：沒有什麼直接的關係。在部隊這段主要是有一種好的繪畫狀態，包括1973年我在招待所住著的時候，因為我屋子裏有四張床，每天要換三個人，我就給他們畫像，畫了一百八十多張素描，我的素描也就有了很大的長進。當然就繪畫思維來説，我並不是受益於成都軍區。我的繪畫思維是和後來四川美院的一幫人在一塊，如王川、何多苓、羅中立等，跟他們在一起我的繪畫思維得到了提升。在成都軍區的最後兩年我就開始試探自己藝術方面自我體現的實驗，後來去了北京畫院。
屈：您的創作跟創作班有關係嗎？
艾：我沒有參加創作班。他們寫個條子讓我到四川美院去進修，四川美院不讓我學。儘管在四川美院那一個月我沒有畫畫，但跟何多他們在一塊學到了很多東西，天天跟他們聊天，回到成都以後，我的創作思維就有很大的改觀，馬上就不一樣了，特別怪。當然了，這是厚積薄發嘛，跟何孔德老師的栽培有關係，跟張文源老師的不斷的耳濡目染也有關，當然首先是方老的關心了。方老由著我，畫什麼都行。
《有志者》
屈：您回到北京畫院這20多年來的大部分創作題材都跟藏區有關了？
艾：跟藏區有關係是從成都軍區就開始的。我到了軍區創作組以後，1974年的6月就去了阿壩，那是我第一次去藏區，以後又陸陸續續去了20多次。這樣我就對西藏和阿壩、甘孜這些地方有了很深的體會，這對以後的創作是有好處的，直到今天這個好處都還在延續。這點我還是很念成都軍區的好。
屈：對您這些作品的評價還是很有分歧，有人説，您表現了西藏的風情。也有人説，您是“借景抒懷”，通過那置於雪域與莽原的藏族姑娘、漢子或兒童，表達了自己對人生的追索和感悟。您怎麼看待這些説法？
艾：沒有風情，你看我從來不畫寺廟、喇嘛這些能表現風情的對象。這些畫表現了個人的情緒，跟風情沒關係。風情要描寫行為過程，我畫的都是人在那兒發呆，沒有刻意表現喜怒哀樂、生活狀態等什麼的，基本就是一個人站著或坐著，哪有什麼風情啊，所以要説是風情也是一種偽風情。我是想畫點風情畫，但還沒來得及，時間不夠。我的這些畫主要是強調主觀潛在的一種情感，這種情感可能是所有人都相通的，比如説孤寂感、不可知感、對命運的無法判斷，或者對很多事情的無奈、或者人在大自然中的渺小等。
屈：為什麼非得用藏區的山水、人物這樣的母題來表現這樣一些情感？到底是什麼吸引了您？
艾：因為藏區最接近這種感覺，你在城市裏找不到這些感覺。也許別人能找到，但我找不著。我覺得西藏這個地方本身就讓人感覺有一種巨大的不可超越的力量。它是亙古不變的、莊嚴的，人面對它往往是無可奈何的。説句老實話吧，它就是一個借助，我借助西藏這種狀態表達了自個兒的感覺。
以後我會改變的，會畫一些風情畫，我也喜歡西藏人的形態。我本來也想畫一些老北京的生活，因為我是北京人嘛，但是始終沒有西藏對我的吸引力大，我也不知道為什麼，這可能就跟吃飯差不多吧，你吃飯想吃什麼你能問他為什麼想吃嗎？你可能只會説因為好吃。別人問我“為什麼老畫西藏？”美國人就一直問我這個問題，我剛開始還瞎編一些詞，後來我就反問他們為什麼愛吃cheese，他們就會説“因為好吃啊。”“那就對了嘛，因為西藏好看嘛，所以我畫西藏”。我一直覺得西藏挺好看的。
《也許天還是那樣藍》
屈：那麼您作品中傳達出的靜謐、神秘感和淡淡的詩意與懷斯的影響有關嗎？
艾：這與懷斯的影響有關。懷斯在當時的中國算是前衛的，因為當時是蘇派佔主體地位，懷斯的畫法在當時跟蘇派是衝突的，很多因素都有衝突。但我覺得他適合表達我的感覺，所以我就採用了他的方式。1988年我離開美國的時候，懷斯讓他的兒子來找我，要我到賓州跟他見面聊聊。懷斯這老頭兒很不錯。我覺得是出於客氣吧，他當時在書上題寫了“對艾軒的作品表示最高的敬意”。當然我後來的畫慢慢與懷斯不一樣了，我派生出一些新的東西來。現在大家看我的畫不會説是懷斯的畫，會説是艾軒的畫，這讓我覺得挺高興的，我好像也沒有刻意去做什麼事情，是自然而然走出來的。
屈：2004年北京寫實畫派成立了，為什麼選擇這樣一個時間成立呢？
艾：因為當時形勢很嚴峻，中國寫實繪畫處在一種被嚴重貶低和嚴重邊緣化的一個時期，所有的雙年展、所有重要的展覽都排斥寫實繪畫。而且當時美術界有一種理論——“繪畫死亡論”。我們是針對繪畫死亡論才成立的，我們説繪畫死不了，還能畫出不少東西來，早著呢。
我們在1990年代就謀劃要成立這樣一個俱樂部，2004年才有機會，幾個人商量了一下，就成立了北京寫實畫派。後來我碰到陳逸飛，讓他參加我們的畫派，他聽了這個消息後説你們這個畫派成立特別好，他説你們還真敢啊，現在這個時期提寫實繪畫，很不合時宜、很反動喲。因為當時在中國掀起一波西方藝術革命的高潮嘛，搞行為藝術、裝置、影像，我們做這個算是很反動、很頑固的，還在固守著一個“真善美”的原則。有人一進我們展覽現場就説“現在居然還有人畫畫”，我説我們畫畫是為了我們自己看。結果沒想到，老百姓來了，人山人海，合影啊、照像啊。我們才知道，原來有這麼大一個觀賞群，老百姓很直白，沒有被評論家約束，他們就是直截了當的，喜歡什麼就喜歡什麼。我覺得美術史，包括對每個藝術家的評論，這個不要讓專家講，要自己去想，自己動腦子，自己去看。美術史應該讓群眾自己去界定。美術史應該是全民美術史。
2004年我們叫北京寫實畫派，後來改為中國寫實畫派，把一些外地的，如郭潤文、冷軍、何多苓、陳逸飛、龐茂琨，還有海外的，如陳衍寧、王玉琦都吸納進來，到現在有20幾個人。現在這幫人還是很頑固的，創作能力也比歷來的寫實繪畫強。其實現在全世界寫實繪畫都不行，中國寫實繪畫現在橫向比是全世界最棒的，因為風格多樣，功力強，創作能力也很強，隊伍很龐大。但這個好運不應該很長久，因為後繼無人，沒有年輕人跟上來。但我想中國歷史上一個畫派能堅持到我們這麼久是少見的。
屈：2008年你們中國寫實畫派發起創作了大型油畫《熱血5月·2008》，是美術界的第一筆，其速度之快，反應之敏捷，可以説是與抗震救災同步。您現在如何評價這件事情？
艾：創作這張畫是因為正義感，也跟成都軍區有關係，因為我以前經常途經汶川，對汶川映秀一帶印象很深。同時，當過軍人對這樣的事情自然要反應迅速。事情是我們成都軍區的袁正陽提出來的。他給我打電話説我們是不是應該做點事兒啊，所以我們就一邊抗震救災，一邊做這事了。大概用了七八天的時間就畫完了。那時調畫派全國各地的人來北京，沒有推脫的，也沒有講條件的，給什麼任務就畫什麼，幹得很漂亮。我給作品取名《熱血五月》，就是因為汶川在流血，藝術家的血在涌動，全國人民的血也在涌動。畫的油墨還沒幹就拿去拍賣了。當時想的是就拍個幾百萬，等於每個人捐了幾十萬給災區，後來沒想到拍了三千三百五十萬，等於每個人捐了一百萬，很高興。文化部給每人發了一個證書。這也算我們做的一個貢獻吧。我覺得中國寫實畫派成立以來，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創作了這麼一幅作品，因為一下子就把中國寫實畫派的責任感提到了一個新的高度，顯示出了中國寫實畫派人的血氣、陽剛之氣和團隊精神。
屈：艾先生，您能總結一下您最滿意的作品是什麼嗎？
艾：沒有一張是最滿意的，但有一堆作品是很滿意的，這些繪畫的群體構成了整個我的繪畫狀態，這些畫組成了一種感覺，構成了我的狀態，我的面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