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出版社複製中國書畫賺大錢 “高倣品”收藏驟然升溫憂喜參半
明明是“假畫”，但是有眾多書畫文物界名家交口稱讚;明明是複製品，卻能作為拍賣行中鑒定古畫真偽的標準;明明是中國的傳統藝術精華，但是大發其財的卻是一水之隔的日本企業——廣州的展覽剛剛落幕，日本“二玄社”的數百件中國歷代書畫複製精品展又在貴陽開幕。自1996年，旅居新加坡的蘇繡女士將這一日本古代書畫複製品牌引進中國大陸以來，這批以台北故宮博物院館藏名畫為主的複製品已經走遍北京、上海、廣州、天津、瀋陽、西安等幾十個城市，成為上百場展覽的主角，財源滾滾而來。
眾所週知，收藏講究的是一個“真”字，能把複製品做成一門大生意，並且“返銷故土”，不能不説是一門藝術。
大量名家代表作被複製
二玄社是日本出版界一家50多年的老字號，以經營中國傳統文化典籍出名，名畫複製在其來説，也是出版的一個分支。多年以前，該社的主持人渡邊隆男參觀了台北故宮博物院後，被館藏的中國歷代書畫精品深深震撼。他希望能複製出版，然而這些書畫年代經久，色調、質感等都有一種獨特的厚重感，尋常技術難以勝任。
二玄社與某公司合作，特製了一台全長5米、高寬各2米、重達3噸的全自動照相機，運到博物院開始首次拍攝。底片是特製的，除了特別大的畫作需要拼貼之外，通常情況下，原作多大，底片就多大，以保證能夠“一比一”地還原原作的細節。印刷時將原片分解成八色乃至十二色(一般印刷為四色)，製作對應各種色調的印刷原版，反覆進行試印。然後去台北對照原跡，回來後又重新開始。一般一幅畫需一至兩年完成，最長的達16年。印刷材料也很特殊，是以某種西洋紙和非洲進口的原料混合，再輔之以特殊的材料使其産生柔軟的觸感。從1972年到2002年，大規模的複製才告一段落。複製的400多種名畫中，絕大部分是台北故宮博物院的珍藏，其餘的來自北京故宮、上海博物館、遼寧省博物館、上海劉海粟美術館、日本青山杉雨所藏中國近代書畫以及美國大都會博物館、英國大英博物館等地。北宋范寬《溪山行旅圖》、郭熙的《早春圖》、崔白《雙喜圖》、李迪的《風雨歸牧圖》、趙幹的《江行初雪圖》、宋徽宗的《蠟梅山禽圖》，王羲之、顏真卿、孫過庭、陸機、懷素的巨作及大量的宋元明清諸名家的代表佳制，都是複製的對象。
“高倣”之“高”瞞過專家
高倣品的水準之高，圈內有很多故事。比如，當年紐約中國藝術品春季拍賣會上，宋代畫家郭熙名作《秋山行旅圖》以143萬美元為紐約藏家王季遷標得，為估價5至7萬的20多倍。當時這件作品的真偽尚無定論，王孝遷表示，他就是將此畫與二玄社複製的另一幅郭熙名畫《草春圖》各項細節一一參校，斷定為真品，才敢斷然出手。
還有一個流傳很廣的傳説是，當複製好的王羲之《快雪時晴帖》展現在台北故宮博物院院長面前時，院長凝視良久，最後説：“這是本院藏庫中的真跡，還用得著再看嗎?”而在大陸某著名博物館，複製的宋徽宗的《瑞鶴圖》也瞞過了眾多專家的“法眼”。
我國著名的書畫家和鑒定家啟功認為：“經歷數百年乃至上千年後，原作多已損壞，至少色彩灰暗，早已失去了原有的風韻，可這些複製品，都恢復了原作最初的色澤，簡直整舊如新。”從利用價值來説，已稱得上“真跡一等”。
有業內人士指出，二玄社大規模複製台北故宮名畫之舉，本身也是一次絕佳的品牌行銷。二玄社在日本出版界的規模和影響並不及小學館等著名出版社。但在鄰邦中國美術界卻大名鼎鼎，幾乎全賴“故宮品牌”的號召力。
“高倣品”讓名畫走出“深閨”
在文博界，古書畫和其他文物的修復、複製十分常見。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因為這些年深日久的金貴藏品，經不得終日暴露陳列，因此很多博物館就用高倣真的書畫作為替代品展出。故宮博物院有關專家表示，中國的文物修復理念講求“修舊如舊”，也就是修復的地方或複製品要做得與原作看不出差別。不同時代有不同時代的風格、材料、筆意、技術，複製者都需要爛熟於心。如此製作出的複製品倣真度極高，對於非專業觀眾來説，已經足夠提供欣賞古文物藝術所需的資訊和細節。但是這些複製品從來只供內部使用，不會進入市場。
廣州畫院院長方土表示，高倣複製品的出現，不僅為無緣親歷收藏觀摩原作的藝術愛好者提供了能夠目睹名跡神采的極好機會，即使對那些有緣觀賞真跡的人士來説，也讓他們能夠集中欣賞原本分散各地的藝術珍品。對於藝術愛好者們來説，將這些複製品作為鑒賞或者揣摩古人筆意、臨摹練習的對象，就是其最大功用。二玄社正是瞅準了市場的這個空當。上海書畫出版社湯哲明認為，從技術角度不足以準確評估二玄社複製中國名畫的意義，更重要的在於它與出版和文化普及的嫁接。
記者了解到，二玄社為複製這批精品虧損了20年，如果沒有對於市場走勢的準確把握和投入的決心，是不可能堅持下來的。
由於這批古畫複製不易，二玄社開出的價格並不便宜，數千上萬者比比皆是。即便如此，仍不乏問津者。從複製的第一張畫開始就納入市場軌道，是二玄社成功的又一秘訣。
“高倣品”收藏：不管真假只要夠抵
如今文物高倣行當，已經成為一門越來越成熟的産業。國內已有機構與故宮博物院合作，精選了館藏的十幾套精美瓷器，限量複製，高價推向市場。之前在廣州藝術博物院的展覽，也吸引了很多人購買。還有拍賣行開設了“高倣專場”，“明碼標價”拍倣品。“高倣品”收藏漸成氣候。
對於高倣品的驟然升溫，有專家表示是正常現象。現代人隨著經濟和文化水準的提升，“附庸風雅”成為普遍現象。代表中國傳統藝術最高水準的歷代名畫、文物，自然是所有人都眼熱的對象。但是普通人要想收藏一件真跡談何容易。在這種情況下，高倣品就成為了最好的替代品。就其價值而言，倣品無法完全重現原件的技術、工藝、材料，歷史和文化價值更是無法相比，但其製作卻能代表當代的高水準，仍不失為珍品。
著名文物鑒定專家趙自強表示，高倣品收藏見仁見智，如果藏家覺得幾千塊錢買一個仿製花瓶值得，沒有任何問題。這和“淘寶”買了假貨不是一回事。
從國外經驗來看，高倣品的市場相當龐大。西漢南越王博物館副館長王芳介紹，國外很多著名博物館如美國大都會博物館、大英博物館等，高倣品生産蔚為壯觀。無論是文藝復興時期名家的作品，還是藝術市場寵兒梵谷等人的畫作，都能找到複製品。這些複製品有的相當便宜，但限量高倣版價格通常就很高，上萬美元並不鮮見。對於購買者來説，真假並不重要，只要“夠抵”就行。
放心“制假售假”需建立規範市場
既然市場很大，為何只見一家國外複製機構將中國傳統文化精華的“克隆”生意做得風生水起?
王芳認為，原因之一是缺乏資金。國內的博物館雖然多有珍寶，但在現行的管理體制下，並沒有多餘的資金對藏品開發進行大規模投入。
另一方面，文物收藏單位與企業合作的框架和法規等不完善。按照二玄社與台北故宮博物院的協定，二玄社擁有這些複製品50%的版權，這種利益均沾的方式讓它可以全力進行市場推廣。在中國內地，雖然負責管理文物的單位有權就文物進行一定程度的市場化開發，但遇到和企業合作的層面，常常因為法規不明確，難於操作而擱淺。
還有專家認為，內地一些企業著眼于眼前利益，在一些拍賣會上，將高倣品的“複製品”標識去除之後當作真品參加拍賣，干擾了真品拍賣市場。當然，與真品相比，倣品還是有差別的。專家認為，從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的角度來説，古代名畫由中國人還是日本人來複製都不重要，關鍵看能不能得到最有效的傳播。中國內地現在迫切需要建立規範的高倣品市場，在政策法規方面給予明確。這樣企業和博物館才能放心“制假售假”，普通人才能更方便地親近藝術精品。而對於中國企業來説，首先要有做“百年老店”的心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