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朱其連續撰寫了一系列揭示中國當代藝術市場“內幕”的批評文章，在圈內圈外引起了不小的振蕩。作為一位著名策展人，多年來一直從事中國當代藝術策劃的業內人士，突然報出這樣一些“秘密”，自然引起了坊間的各種猜測：有人認為可能是朱其在利益面前失去了平衡才由此倒戈，也有人認為可能是朱其受了某些高層的暗示，有意從內部來刁難中國當代藝術。但據我對朱其的了解，這些猜測並不怎麼著調。因為朱其並沒有人們想像的那樣複雜，他還是一個很單純的文化人，且有著相對獨立的思考。之所以他用如此這般顛覆自己的方式來揭示中國當代藝術的市場“內幕”，應該説還是書生意氣，是一種“捨身取義”的文學臆想在作怪。
在中國當代藝術批評界，朱其是最喜歡臆測的批評家之一。這大概與他的文學情結有關。作為一位從文學領域轉入藝術理論的批評家，朱其始終在心理上佔有一種想像的優勢，認為中國當代藝術的批評太過於具體，甚至被藝術家的表現方式所牽引，失去了自我敘事的能力。這應該是朱其轉入藝術批評的一種動力，也就是説他由局外深入局內，一開始就帶有某種文學渲染的歷史使命感。所以，從1996年他在上海策劃“以藝術的名義”當代藝術展以來，那種重新建構中國當代藝術史的抱負就已經埋伏在了他的思想理路中。我們當然沒有理由去挑剔一個人的心理抱負，無論這種抱負是大還是小，是對還是錯。但我們有理由去懷疑實現這種抱負的操作途徑，因為只有這個操作途徑才會影響到周邊，播種下某種價值的誤區。從朱其放棄對同輩藝術家探索的關注，繼而力推起70後、80後的藝術家來看，他並不是一位注重精神痕跡的人。藝術史之於他，與其説是心靈的表現史，不如説是歷史的效果史。
對效果史的關注，其實不只是朱其一個人的毛病，從85新潮到今天，幾乎所有中國美術批評家都容易犯這樣一個通病。只不過朱其出道後，于同輩批評家當中在這一點上表現得比較明顯。因為如此，他的知名度上升得非常快。不過，也正是因為如此，他也最容易感到失落。從朱其揭示中國當代藝術市場“內幕”時，所舉例出的藝術家名單來看，我們能夠體會到朱其的那種失落心理。因為這份名單大都與他的批評策劃沒有什麼關係，而是由前輩批評家栗憲庭等人力推出來的結果。由此我們能夠想到，為什麼朱其會反戈一擊的原因。因為從效果史的意義上，這些藝術家的商業成功，在某種程度上已經掩蓋了朱其近年來所做的工作，使他急於想以新來棄舊的心理願望化為了泡影。
提到中國當代藝術的市場，當然不是沒有問題，尤其是在近兩年內迅速地暴漲，的確有著泡沫化傾向。但學術批評的職責，不是一種簡單的揭示泡沫，而是要樹立那種高於金錢價值的人文價值，在更高的理性層面上告誡市場什麼樣的藝術作品更有意義。朱其在批評中國當代藝術市場時，並沒有在這樣一個層面上展開，而是一味地將其稱之為假像，予以否定。這就使得他的批評缺乏文化批判的高度，而局限在了轟動效應上，成了“艷照門”之類的八卦新聞。當然，關鍵問題還不在於此，更在於朱其揭示這種所謂“內幕”的時候，既不拿出根據，也不舉出例證，而是完全憑著自我的主觀臆斷，以一種文學性的細節描述加以渲染。如此這般造成的結果，看上去好像具有某種文化的反思性，但其實是抽離了文化反思的支柱，將其再一次引向了效果史的轟動表面，滑過了問題的實質。
作為朱其曾經的朋友，我之所以寫這篇短文指出朱其的批評誤區，並沒有想要冒犯朱其的意思。而是因為朱其將他的那種文學想像帶到中國當代藝術的批評領域，已經産生了一種偏離主體的影響，造成了某種不據事實的隨意性與散文化的批評傾向。如果朱其一個人這樣尚且還好，還可以作為一道抒情的風景來豐富批評的枯燥，但如果由此影響到更多的批評，則會斷送其批評生涯，使批評的工作復歸於零。因為批評離開了現實的依據，就産生不出矯正的思想與批判的精神。哈姆雷特可以自戀，也可以臆斷，因為他是文學中的人。但批評家不是哈姆雷特，必須要將哈姆雷特提升。只有將其提高到道德追問的層次上，並從中梳理出一條理性的歸路，批評才能通過藝術作品的原型對現實有所警示，對人生有所啟迪。這，是我寫這篇短文的衝動，也是我作為朋友對朱其的善意之言，但願朱其能夠理解。
2008.7.12于通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