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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冠中稱為徐悲鴻是“美盲”顯然不應該，以他的歲數以及那段歷史的過來人，非常清楚寫實主義繪畫和理性主義在中國近代史上的重要意義，儘管它被左翼集權主義所利用，並付出巨大的社會文化代價。但是，不能抹殺寫實主義理性繪畫在特定時代的現實作用，人類的道德、審美、制度和文化在歷經理性洗禮之後，似乎不足以抵達現代文明的殿堂。在一個文化生態相對健全的社會，藝術不再可能被限定與“實”或“美”某一絕對範式。這一點，吳冠中與徐悲鴻犯了同一思想錯誤。此外，吳冠中誇大了徐悲鴻的歷史作用，他畢竟是個被權力所相中的“幸運才子”而已。
徐悲鴻寫實功夫不算好的，他對寫實主義繪畫的熱情，完全出於他的強國實用主義。若要説徐悲鴻是個“美盲”則不免言過其實，以徐悲鴻的漓江山水、寫意馬而言，均展現了傳統審美底蘊。事實上，徐悲鴻和吳冠中都是崇尚美的傳統畫家，徐悲鴻秉承了西方古典主義繪畫的審美精神，吳冠中則將中國傳統繪畫與西方現代抽象繪畫圖式，進行折中重組，産生一種中西雜交的形式美感，談不上很強的原創價值。首先，吳冠中對抽象繪畫語言缺乏理解，基本是些變形的具象繪畫，吸引人之處在於甜美效果。這一點，他的確比徐悲鴻高明一些。
徐悲鴻自稱“略通中外美術史”，這種中國式謙遜是充滿狂妄的。他對西方美術的了解，可能只限于圖式“演義”。從他推崇寫實主義繪畫這一“金科玉律”來判斷，證明他對西方美術缺乏一種廣角的文化視野。畢竟他所處時代，西方世界文藝哲學開始全面反思和批判現代文明，不論是存在主義所主導的哲學思潮，還是印象派繪畫、表現主義、抽象藝術和達達主義等現代主義，均朝向理性主義和工業文明發起“猛攻”。梁啟超、辜鴻銘和蔡元培等人，由於親歷西方社會，而對現代西方文化充滿了警覺和質疑，正如韋伯所指出的工具理性與目的理性的根本矛盾。
中國近現代史發展因社會落後與思想貧困而反覆走向極端，為此付出巨大的社會成本，其中極左思想變成一種歷史與文化的巨大災難，至今元傷難愈。理性主義寫實繪畫一度賦予中國人一種強國的烏托邦理想，它對於保守頑固的封建文化，無疑是最解渴的甘露，也是一種法西斯式的文化暴力。寫實主義繪畫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一種政治激進主義需要“立竿見影”精神工具。徐悲鴻的強國理念與左翼激進路線，存在共性似乎不偶然，他因此成為權力所相中的“幸運才子”。
歐洲文化圈的日爾曼民族和俄羅斯民族，曾同樣以激進主義代價換取民族的脫胎換骨，但他們的情況似乎沒有中國這麼極端過火。中國激進主義左翼思想對唯物主義的材料性和工具性的瘋狂是不奇怪的，他們自稱為“科學的社會主義人”，一種追求絕對客觀真理的現實主義。歷史證明，沒有一個人可以成為絕對的理性主義者，韋伯對工具理性的懷疑是基於人自身存在的客觀局限。理性始終都是服從人的感性存在的工具。所以，理性一旦教條，必將強加人性之上。所以，現代藝術在本質上都是針對現代工業文明和機械理性秩序的。
從文藝復興到工業革命之前，理性一直被推崇為解放人類的社會科學段手。作為一種思想精神，它源自古希臘一種的再現自然和崇尚真實的藝術古風，並包含了早期幾何學、邏輯性和透視學等實證手段。毫無疑問，理性主義是促進了人類對自然的認識和、科學技術最重要的哲學體系。隨著現代工業的興起，理性寫實主義繪畫走向沒落，反機械的人性主義以及存在主義哲學，主觀個性化印象派繪畫最先對理性教條主義發起挑戰性顛覆，致使寫實主義作為前現代繪畫而退出歷史舞臺。取而代之的情感主義和個性主義藝術的興起。就此而言，吳冠中對理性主義寫實繪畫的批評是非本質，缺乏一種辯證的文化史觀。表明中國需要的不止是寫實主義、唯美主義的藝術，而是一個真正百花齊放的自由文化土壤。
吳冠中對寫實主義繪畫一度主導中國美術發展的不滿與批判，可謂是 “及時雨”。但是，當吳冠中強調藝術美的絕對價值規範時，同樣重蹈了徐悲鴻主張現實主義大一統的錯誤，背叛了藝術需要多元開放的自由生態。事實上，吳冠中追求形式美的風格繪畫，在很大程度是無關現實痛癢的唯美主義。放在特定社會語境下，它顯然是消極而懦弱的貧血藝術，作為多元文化土壤中的純粹審美繪畫，則有益無害。要把它繪畫藝術的“金科玉律”則荒謬不堪，同樣值得警惕與批判。只有捍衛人類思想情感自由才是藝術最本質的精神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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