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幅關於視力暫時喪失的畫，從泰特現代藝術展，不是所有人都將被帶到未來。攝影: 伊利亞與艾米利亞•卡巴科夫
伊利亞與艾米利亞·卡巴科夫（Ilya and Emilia Kabakov）夫婦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兩位概念藝術家。他們圍坐在紐約長島的廚房餐桌旁，伴隨著從烤箱裏飄出的烤鴨香味兩人一起在他們的工作室與我們進行談話。現年84歲的伊利亞筆直的坐在那裏，雙眼直視前方，而艾米利婭則把我們的談話翻譯成俄語講給伊利亞，同時她在她認為不確切的問題上表現得尖銳、活潑且脾氣暴躁。雖然這對夫婦早在20世紀80年代末就從莫斯科搬到美國，但伊利亞更喜歡用這種方式接受採訪，因為翻譯的過程可以給他一個思考的時間。她説：“伊利亞和我在某種程度上是如此的相似，尤其是當我們異口同聲表達同一件事情時。”
我遇到卡巴科夫的時候，他們正處於泰特現代美術館秋季展覽準備期的最後階段。卡巴科夫在15歲時就多次旅行至倫敦。然而這次展覽依然是一項艱巨的任務，三個卡巴科夫最著名的大型藝術裝置第一次在同一個地方聚集展出：其一名為“迷宮(我母親的相冊)”，它是一個由伊利亞設計的巨大的走廊，讓人想起蘇聯時代的大雜院，以及他已故母親日記上的幾頁內容；其二名為“從公寓飛向太空的人”，它是一個蘇聯同時代等比例的臥室模型，在這一作品中，一個人在彈簧的作用下飛出了天花板；其三，“並不是所有人都將被帶入未來”，這同時也是本次展覽的名字，在這一作品中地鐵車廂的末端在墻上消失。談到他在泰特現代美術館的工作時伊利亞説，“我在這個空間裏創作，制定計劃，調整一切，”當我問伊利亞他是否很難在沒有參觀場地的情況下舉辦一個展覽，他略顯惱怒的否認了這一問題説，“沒有什麼是偶然的”。
卡巴科夫創作的樂趣，以及作品中所展現的悲憫和政治，都反應了卡巴科夫深刻的幽默感。(例如：從公寓飛向太空的人，留下了兩隻剛剛脫下的鞋子)。在概念藝術領域，這對夫婦被認為站在傑夫·昆斯(Jeff Koons)的對立面。他們的幽默根植於人性和悲劇，關於這一點沒有什麼可過多贅述的。而根據他們自己的描述，這同時也是一種精英主義，在這種情況下，卡巴科夫認為他們夫婦最喜歡的觀眾不是普通人而是藝術家。“我們更喜歡藝術家，”艾米利亞説。“在藝術世界裏同懂得藝術人士一起創作，這是我們的主要目的。”作為蘇聯體制的倖存者，他們在幾十年的時間裏一直在秘密地工作，忍受著被稱為“顛覆者”的痛苦，他們對“人民”一詞沒有任何浪漫的想法。然而，他們所創造的藝術卻是如此的優秀並且廣受歡迎。
從公寓飛向太空的人(1985) 他從蘇聯時代公寓的天花板上飛出去，留下兩隻鞋子。攝影：伊利亞與艾米利亞•卡巴科夫
在他的職業生涯的前30年裏，伊利亞的藝術只被少數人看到。他在他莫斯科的公寓裏創作了一些藝術裝置，並邀請他的朋友來參觀。(這一時期在伊利亞與艾米利亞•結婚之前，儘管他們從小就認識對方但那時起兩人開始合作。兩人都有著一種幾乎難以理解的不情願，不願説出他們故事的細節，我認為也許這種抵觸是由於生活在極權主義國家而産生的。我只能盡我所能的從這兩個“成年孩子”身上發掘資訊)。今年是俄國革命100週年，人們對該國的政治歷史有了一定的懷舊之風，然而對於這種風氣卡巴科夫表示蔑視。
艾米利亞説:“你不能對你的青春感到懷舊。如果你有這種想法的話那你一定非常愚蠢和原始。但你可以懷念你的朋友，懷念你的交際圈，懷念你和朋友之間的氣氛。”
當被問到他們是否懷舊這一問題時，她笑了笑。“大多數時候，懷念的一切都是一場噩夢。”在示意她丈夫之前，她便冷靜且直截了當地表達了他的觀點。她接著説：“他懷念他和朋友們的這種友情，而我總是説他們在地獄裏創造了一個天堂。而在地獄結束的那一刻，天堂也消失了。”
許多藝術家在蘇聯解體後精神崩潰，他們被新生的自由所瓦解，但伊利亞不在其中。他是家中唯一的孩子，由母親撫養長大。他母親的一生都在為實現兒子的才能而奉獻。伊利亞很小的時候，他的父親便拋棄了這個家庭，他的母親掙扎了好幾年才從這一打擊中恢復。
艾米利亞回憶道:“我想説，能在這種情況下生存，她確實是一名戰士。”伊利亞説，“每個人都必須適應這種情況。為了生存，你要做你必須做的事情。而這一點很難向這個國家之外的人們解釋清楚。”
艾米利亞説:“有時候，你必須假裝成你自己的樣子，因為你無法成為你自己。如果不這樣，你就無法生存，你無法成為你希望的樣子，也不能做你想做的事，並且你總是要戴著面具。”
並不是所有人都將被帶入未來(2001)，在這一作品中地鐵車廂的後端將通過一堵墻消失。攝影: 伊利亞與艾米利亞•卡巴科夫
伊利亞的母親明白她的兒子是一個多麼了不起的人物嗎?“哦，她總是認為他是一個偉大的藝術家，”艾米利亞用一種很有禮貌，但卻帶著疲憊的語氣談論著她的婆婆。“母親告訴我不要用他的童年名字來稱呼他，因為他是一個偉大的藝術家。”伊利亞笑了然而他的妻子繼續説:“他是她唯一的兒子。不管他做什麼，在他母親的眼裏他都很偉大。”伊利亞説:“如果母親是一個無法實現她的願望的夢想家，那麼她的兒子就必須做些什麼來實現這個願望。”
伊利亞很多藝術作品的主題都和逃離有關。在他的藝術裝置“如何造就一個天使”中，一個真人大小的男人站在一個很高的梯子的頂端，他是即將跳躍，亦或是飛翔，都取決於觀者的看法和理解。有一段時間，它被安裝在阿姆斯特丹的一個機構裏，為智力和精神疾病患者提供幫助。但當局擔心，這可能會鼓勵他們自殺。但是，艾米利亞説，病人們比任何人都更了解這一藝術作品的意義。
俄羅斯人對卡巴科夫的一些評論表現得很敏感。藝術裝置“廁所”(1992年)是在公共廁所的小隔間裏擺放的一套蘇聯公寓的模型，首次展覽上一個俄羅斯參觀者問:“為什麼要讓俄羅斯人住在廁所裏?”(對於這個問題，伊利亞回答説:“這只是一個比喻。”)
把作品中所有逃避現實的形象統統解讀為蘇聯的政治是魯莽的嗎?艾米利亞説:“你可以用不同的方式來解釋。你逃避日常生活，或你擺脫了家庭的，或政治的，或社會的壓迫。”
伊利亞開始快速的説話，他的妻子翻譯説道:“參觀者自己去體會作品是十分必要的，不是和朋友一起，不是和畫廊的人一起，這是一個人的經歷。”
然而，避開他們個人經歷的視角來看待卡巴科夫的藝術是一件很難實現的事情。伊利亞出生在烏克蘭的第聶伯，他和他的母親一起搬到了莫斯科。然而他會定期回到烏克蘭，去看家人，在那裏當他還是一個孩子時他遇到了艾米利亞。成年後，兩人都住在莫斯科，伊利亞在那裏工作了30年，那段時間裏他的工作是比較孤立的：沒有藝術市場，沒有批評者，沒有關於世界其他地方的藝術發展資訊。很難想像一個藝術家在這種情況下會如何發展。
抽象拼貼畫的出現（2012）攝影：凱莉·瑞安·麥科瑞斯，佩斯畫廊/伊利亞與艾米利亞•卡巴科夫
艾米利亞説:“他的朋友圈非常集中。而我認為他們創造的天堂是非常有價值的。他們對這個系統的仇恨産生了大量的能量。這火焰在燃燒，並且變得愈發明亮。”幫助他們創造有趣作品的是這個群體。20年，不間斷地，30個人一起。他們是在畫畫，而不是為了賺錢；他們的目的是為了找出自己作為藝術家的意義，他們要為藝術的歷史創造一些東西。在社會崩塌，沒有人能夠繼續下去的時刻使文化得以延續。”
伊利亞開始講話，他的妻子翻譯説:“他們如此專注于這些藝術的原因在於：除了藝術他們沒有其他的東西。你不能買食物，買不了更貴的衣服，更好的車。那裏沒有藝術品收藏家。除了藝術本身之外，沒有任何外在的理由促使他們成為藝術家。好的一面是至少你和藝術之間相互能理解對方，它就像一本百科全書，一個受過教育的朋友。不好的一面是，它是一個小圈子，你沒有批評者，你甚至不知道你所做的到底好不好，因為你沒有比較。”
在上世紀80年代末，隨著蘇聯體制開始瓦解，卡巴科夫來到了美國。他的作品開始在紐約進行展出，並立即被認為是一名傑出的天才。西方藝術界的商業性質讓他震驚，在某種程度上，現在仍然如此。艾米莉亞説:“今天，年輕的藝術家們很早就開始有了觀眾、展覽和節目，但他們沒有圈子。他們無法掀起一場運動，但這對藝術來説是非常重要的。”
伊利亞説，“對我來説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參觀博物館。”這是他的外部世界，是他通過藝術在蘇聯之外進行旅行的能力。”伊利亞對博物館的愛在某種程度上受他的母親所影響。
艾米莉亞説:“今天的藝術沒有實用的技能。人們不知道該怎麼畫，人們對文化沒有興趣。許多年輕的藝術家對成功和金錢的思考超過了他們對藝術發展的思考。有時會有學生來這裡問:“我們如何能變得富有和出名?”
當他身處裝置內部時伊利亞是如何把控藝術裝置的整體性的呢？艾米莉亞説:“這是一種個人天賦。”“他知道如何像局外人一樣看待這個世界的可能性，就像一個旁觀者，而不是一個創造者，這不是每個藝術家都能做到的。”
艾米莉亞引用了一種區分好藝術和壞藝術的名言:“我走進房間，看著藝術作品説，那又怎樣?然後我走出房間，驚呼不已。或者，我走進房間驚呼不已，走出去後説：那又怎樣?”她所表達的正是景觀與藝術之間的區別，是膚淺的和更深層的志向之間的區別。（文字來源：衛報，編譯/姜婉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