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 是命運和命運的偵探者

時間:2017-09-20 14:24:02 | 來源:三聯生活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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丟勒:《祈禱的手》(1508)

手就是臉。手在説話,在表述,在抒發內心,身體的內在秘密都是通過手來傳達——人們傳達內心的方式多種多樣:目光的傳達,聲音的傳達,臉的傳達,但是,這裡變成了一雙手的傳達。丟勒這雙《祈禱的手》微微合攏,它們並沒有觸碰到任何外物,它們稍稍傾斜地指向上方,指向一個虛空,我們可以將它理解為指向無限而隱秘的上帝,這是一雙祈禱的手。雙手微微合攏,左手稍稍高點,它的五個手指不經意地地突出在右手指上方,和右手輕輕地應和。雙手手指的觸碰是輕柔的,好像怕傷害了對方,它們顯得小心翼翼,慎重,或者説,虔敬。這雙手的微妙觸碰,它們的合攏——它們缺一不可,這雙手的意義就在於它們合在一起,就在於它們彼此的搜尋,撫摸和倚靠——正是這合攏的顫抖的雙手在訴説,在表述,在向上帝虔誠地訴説和祈禱。小心翼翼的手托起了巨大而厚實的期冀。

同時,這是一雙粗糙的手,勞動的手。是一雙男人的手(有一個關於這雙手的不確切的傳説),但是沒有(男人)身體和面容的手。也就是説,這雙手脫離了人。它們從黑袖子裏面,從這個黑洞裏面透漏出來。仿佛這雙手不是來自身體,仿佛這雙手可以脫離身體!它們徒剩一雙手。僅僅一雙手,自主的手,獨立的手,切除了任何根基的手。或者説,它們就是自己的根基,全部的根基。它們就是自己的身體,就是全部的世界,手獲得了自身的宇宙。它同時是身體,是大腦,是語言,是靈魂,是目光,是包含心靈在內的一切內在性。手自身囊括了所有這些。它是所有這些的表述,或者説,它表述了一切。人在這個意義上就是以手的方式來存在的,或者説,人就是手。手在思考,在感受,在説話,手不是心靈的表述,它就是心靈本身,就是存在本身——從這個角度而言,身體確實是多餘的,它應該根除掉——手上的皺紋,肌膚,痕跡和關節,構成了手的最後身體。

卡拉瓦喬:《被蜥蜴咬傷的男孩》(1595-1600)

祈禱的手是靜止的,時間在這雙手上凝固了。不過,卡拉瓦喬恰好是通過手來肯定運動和時間。這個男孩右手的中指被蜥蜴所咬。這是手的意外瞬間。手的偶然性引發了慌亂,也引發了畫面的動感。被咬的中指出自本能地反應,它想擺脫蜥蜴,它往後往上拉扯,另外四個手指也是本能地上翹,遠離這只撕咬的小動物。右手的痛苦和慌亂也同時傳到左手上來了,一雙手總是彼此感應,左手——它離蜥蜴如此之遠,它絲毫沒有危險——如同右手一樣慌亂,它上翹後退躲閃。但是,它也呈現一種舞蹈之美,仿佛手在跳舞。被蜥蜴所咬的中指,在畫面中也被黑暗所吞噬,而另外的四個手指則拼命地躲藏,擺脫——從而也在顯示,它們被光亮所籠罩。被咬的右手在劇烈地往後退縮,以至於手的上臂和下臂呈現尖銳的轉折。這是身體的緊急狀態:一個手指的被咬引發了全部身體的驚恐瞬間,一個意外的瞬間,一個充滿張力的動態瞬間。

卡拉瓦喬:《紙牌作弊老手》(1594)

上面被咬的手是本能的,不可預知的。而這幅畫中的手則是計算之手。畫面中有三個人的五隻手。每只手都充滿理性,都在盤算,籌劃,衡量,表述。左邊少年的雙手在籌劃出牌,雙手在苦苦地計算;中間的中年男人,他在偷看少年手中的牌,同時伸出他的三個手指——它們戴著破手套,兩個手指從破舊手套的縫隙中露出來,這既暗示著他的底層身份,也預示著它的密謀,它的不光明,它的陰暗和詭計。這伸出的手指在向右邊的男孩暗示和説話,而右邊男孩的右手——毫無疑問,他不是左撇子——在回應它,在身後靈巧地換牌。他的左手則如此地冷靜,在演戲一般地平靜地支撐在桌子上,它試圖構成左邊男孩的視覺對象。這是演戲之手。所有的手都在演戲,這張畫是關於手的戲劇:手是舞臺上的主角。這三個人的手都處在理性籌劃的狀態,它們在交流(兩個騙子的手語),在靈巧地操作(換牌),在掩飾,在演戲——手的每個動作,都在嚴密的控制之下,手在緊密地計算——只是左邊那個男孩的計算能力太差了,他投入到他的計算之中,他那猶豫不決的手早已經被另外兩個人的手所窺視,所操縱。

卡拉瓦喬:《女占卜者》(1595)

卡拉瓦喬畫出了瞬間的手,理性計算之手。但是,他似乎也相信永恒命運之手。一個女占卜者的一隻手感觸另一隻手(這個少年就像前面一張畫中正在猶豫出牌的單純少年!)在此,男女之間的手的觸碰並沒有激起任何的情感漣漪。手蘊藏著人生的秘密,永恒命運的秘密——手在此既不是瞬間性的本能閃現,也不是一種理性的盤算計劃,而是手的長久的不變的必然命運。而另外一隻手,則能探索出這只手的命運軌跡?它是偵察,預言和先知之手?一隻手埋伏著秘密,一隻手在挖掘和試探這秘密——手同時是命運和命運的偵探者。被占卜者一隻手脫下了手套,只有脫下來,只有脫掉所有的遮蔽,只有純粹的赤裸之手,才能被占卜,才能展示和暴露它的命運。另一隻帶著手套的手,還拿著一隻空手套,它有兩隻手套在手!一雙手呈現出兩種形式:赤裸之手和帶手套之手。後者被包裹著,被兩隻手套掩飾著。它叉在腰間,似乎在等待著另一手的命運告解。

而女占卜者的倆只手和男孩的手發生觸摸,一隻手控制著男孩的手,另外一隻手指則觸碰著這個男孩的手掌心。這是試探,感觸,類似于醫生和巫師的觸摸。她真的憑藉手的接觸能夠獲得命運的神跡?或者説,她真的有占卜的知識和信仰嗎?我們無從得知。但是,她的眼睛或許能夠説明一些什麼:她的目光專注地盯著那個被占卜者,或許,她占卜的結果不是來自她的手感,而是來自她的目光,來自於目光從那個男孩的面孔中所捕捉到的資訊。或許,手對手的探究和目光對面孔的探究能有效地結合在一起?就像作弊的玩牌者一樣,手的動作總是和目光結合在一起的:資訊只能是手和目光的交織結果。

我們在卡拉瓦喬這裡碰到了偶然之手,理性和計算之手,以及永恒之手。這是手和時間的三重關係。

倫勃朗:《猶太新娘》(1667)

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手的彼此觸摸是情感的傳遞。傳遞感情是手的重要功能。觸摸導致情動。在倫勃朗的《猶太新娘》中,男人的左手輕輕地摟住女人的肩頭,但他並沒有將女人深深地摟到自己的懷抱中來。他不是通過身體和頭部來接觸到女人的,他僅僅是雙手觸摸到女人的身體,而且雙手並不用力:左手搭在女人的肩頭,右手輕撫女人的胸前。兩隻手一前一後,一高一低,纏繞著女人的上身,它是愛撫,同時也是保護,這是保護式的愛撫。它輕柔而不激進,溫暖而不熾烈。這不是大面積的身體的激烈擁抱,而是手的愛撫。女人同樣以手來回應這種愛——她輕撫男人撫摸著她的手,她也是輕輕地撫摸著這只手,甚至只有半隻手,甚至只撫摸著男人的手指——手指才是手的最纖細的部分,手指才會傾訴,呢喃和低語。兩個身體沒有劇烈地接觸,擠壓,沒有激進地晃動,兩個人的目光也沒有對接,他們只是通過手來溝通,只是用手來輕柔地彼此體會。她的目光在往外看,不過,目光並沒有聚焦,也許她柔和的目光什麼也沒有看到,也許她完全沉浸在手和手的撫摸和應帶之中,以至於她的目光如此地柔和。雙手的交流令他們的目光無限柔和。這是手的交流——完全不是卡拉瓦喬式的對命運的預測。女人的另外一隻手撫摸著自己的肚子,微微隆起的小腹也許是表明她懷孕了,她一隻手撫摸這個男人的手,另一隻手撫摸著她和這個男人的愛情結晶——腹中寶貝。這四隻手,全部纏繞在女人身上,由上而下,但是,也將這三個生命纏繞在一起,它們不可分離,血肉相連。男人的金黃色鎧甲,女人的紅色長裙,都被強光所照射,這是愛的喜悅和祝福:輕微的撫摸只是由此煥發出隱秘的激情。

維米爾:《倒牛奶的女人》(1656-1661)

手可以纏綿和呢喃,但是,更多的時候,手是在勞作。在這裡,女人的雙手托著的是牛奶罐。這雙手和整個身體一樣非常健壯——這是長期勞動的身體和雙手。手異常熟練,穩定有力,其力量和姿態恰到好處,它們令旁觀者安心。她將身子稍稍後傾,使得手、目光和身體有一個恰當的協調姿態,從而保證牛奶能夠順利而準確地倒入碗中。她非常專注,但是,這種專注又並不刻意而精心。這或許是因為她每天如此的原因,這是一種熟練的專注,重復的專注,熟練雙手勞作的專注。左手橫亙在畫的中間,粗壯的手臂猶如一條厚重的畫面切割線。右手垂直地和左手相交,並且針對著觀眾的目光。這雙手組成了一個理性的力學視角,使得牛奶罐被紋絲不動地托起,而牛奶則像永不中斷的線一樣將罐子和桌上的碗勾連起來。牛奶是運動的,但是,它也是靜止的;這是運動中的靜止,靜止中的運動。它是瞬間性的,但它也是永恒的。這是剎那間的永恒。牛奶將罐子和碗的勾連,使得整個畫面構成一個整體:女僕和整個桌面沒有中斷地連接起來:她的雙手連接了牛奶罐子,罐子通過牛奶連接了桌子上的碗,既而跟整個桌面——桌面上的麵包,籃子,桌布發生了連接。它們是一個未中斷的總體——人和物依偎在一起:和諧,安靜,緊湊,似乎沒有比這更加自然而協調的場景了。這是雙手傾倒牛奶的片刻,運動的雙手製造了一個無比寧靜的片刻,永恒的片刻,和諧的片刻。這是她日復一日的行為,歲月在這雙手中被雕琢成不朽。而這個永恒瞬間則被窗戶中透露進來的陽光所沐浴,同時,萬物的陰影也被它一掃而空。

米勒:《拾穗者》(1857)

在米勒這裡,我們看到了另外的不同的農婦之手。畫面上的三個婦女,三隻撿麥穗的手,一隻手直接觸摸到大地,一隻手即將觸摸到大地,一隻手在準備觸摸大地——手的目標是大地和大地上的麥穗。農婦的目光垂注于大地,或者説,局限于大地。她們如此地專注,以至於這片段大地,就是她們的全部世界。手和大地的分離是人類的一次關鍵進化,不過,手總是要通過彎曲的身體而重返大地。在漫長的人類生活中,手是人生存的最重要工具:生存就是用手去向大地和自然的無盡摸索,生存就是手對大地的獲取。大地是一個贈與者和儲藏者的角色,它等待著手來尋覓——這的確是尋覓,而不是手的殘暴開掘,手和大地的關係尚未上升到一種對抗和征服的工具關係。在此,技術尚未在大地上施暴,大地在此十分地遼闊,在享受著自己的寬廣和深邃,它一望無際,它需要人們在此尋覓,它似乎永遠無法被這些手搜索乾淨。不過,這並不詩意,我們看到了手的艱辛。在那個半直著身子的女人那裏,我們看到了勞累之後的不得已的片刻休憩。她伸直了一會腰,現在,她正在俯身下垂,將會伸出她的右手,這個動作會沒完沒了地重復。三個女人的左手都握著一把麥穗,這是另外一隻儲藏之手,右手在尋覓和拾撿,左手在儲藏和保管;右手傳遞給左手,左手接納右手。我們有兩隻手!我們有完美分工的兩隻手,我們有配合得天衣無縫的兩隻手,我們有無需借用目光就能相互看見和尋覓彼此的兩隻手!

羅中立:《父親》(1980)

在米勒的畫中,婦女和大地的接觸的手是粗糙的,但是,它們還沒有暴露出細節。我們在羅中立這裡近距離地看到了勞動之手的細節——他是以端起碗來喝水的方式將這只手展示給我們的,手也因此拉近了同面孔的距離並與之同時出現在畫面之中。手是勞動的主要手段,而面孔是勞動痕跡的展示,就此,這肖像是一個純粹而全面的勞動身體。臉和手的褶皺如此地接近。這手,準確地説,這半隻手,這畫出來的兩根手指,大拇指和食指,幾乎就是一層被皮包裹的骨頭,它們細瘦,硬朗,看上去鋒利而靈巧,像是動物一樣的手指。手指上的皮膚幾乎全是創傷後留下的疤痕。其中一根手指的最新的創傷還被包紮起來——或許,這全部的手指都被包紮過;或許,這個包紮的手指一旦恢復後也會像手指其他部位一樣佈滿疤痕。而兩根手指指甲的邊緣還塞滿了黑色的污垢。這兩根細微的手指,這個身體上極不起眼的手指,此時此刻它們的局部被如此細膩地地展示出來,它們佔據了畫面如此龐大的部分,全是因為它們托起了一隻碗,這兩根手指(連同其他的隱藏起來的手指)用不同的姿態,從不同的角度相互配合從而將這個碗托起來了。這顯現之手指,是久經磨練之手,它和刻滿了皺紋的臉一道,記載了高強度和長時間的勞動,記載了生活的重重艱辛、掙扎和悲苦。生活,就是手的無止境的磨礪。

倫勃朗:《紅衣老人》(1652-1654)

同樣是手和面孔的呼應。倫勃朗這個老人的手和臉一樣充滿皺紋——它們並不一定是因為勞作而佈滿皺紋和溝壑,它們因為衰老而佈滿皺紋。這是飽經風霜的手,猶如飽經風霜的臉。臉和手仿佛一對兄弟。手的斑駁呼應著的臉的溝壑。或者説,手是另外一幅臉孔,此刻,它在展示,在銘寫,在記憶。它是身體最重要的觸媒和工具,它觸碰了無限多的身外之物,它歷經滄桑,辛苦耕耘,勞碌終身,它的動作性掩蓋了它的表現性。現在它開始自我展示了——這雙手此刻如此之安靜,鎮定,但又是如此顯赫地在場,仿佛它們要從漫長的動作生涯退休了,仿佛它們要將過去的經驗全部暴露出來或者相反地全部隱藏起來。這是手對自己歷史的總結和了斷。這無限多的經驗和歷史片段凝聚其中,它們既可以説穿透了手的衰老皮膚在沒完沒了地講述,也可以説被衰老的手的皺紋所包裹覆蓋而沉默不語。無論如何,它們在強烈的光照下和臉一道獲得了展示性——手和臉在此同樣是表現性的,只不過臉一直是展示性的和符號化的。老人的臉很長,被白鬍子深深地包裹,而光是正面照過來的,從額頭一直往下到手為止,這正好是充滿溝壑和褶皺的部位。光照讓臉和手相呼應,讓它們連為一體,彼此共振。相較于身體的其他部位而言,只有手和臉一輩子都是赤裸示人。而兩隻手則緊緊地融合在一起,它們以最自然的方式,最親密無間的方式合在一起,似乎再也分不開了,似乎再也不願意分開了。它們長久地配合了一生。在這張也許是最後的見證的繪畫中,在它們人生的暮年,兩隻手相互需要,這是它們一生關係和命運的概括。

倫勃朗:《杜普教授解剖課》(1632)

手即便在衰老,還是會有一層皮膚在保護,它不再有力量了,但是它有故事。但是,在倫勃朗的《解剖課》裏,還有死後之手,被解剖的手,被切開的手,充斥著破裂血管和神經之手——這是作為純粹的物質性之手,生物醫學對象的手,將情感和意識形態最大限度地剔除掉的手。這是手對手的研究,手對手的解剖和入侵:一隻手在裁剪,撕裂,切割另一隻手。主動,智慧和靈敏之手在操縱被動、呆滯和死亡之手。手和手居然有如此之大的差距!活著的手和死後之手居然有如此不同的命運!被切割的手在活著的時候難道沒有切割過嗎?這只正在切割的手,死後也會被切割嗎?每只手都有它的生前和死後命運。這是手的各種對照:活人的手和死亡的手;破裂的手和完整的手;行動之手和表述之手(醫生一隻手在行動,一隻手在表述,在配合語言來表述);手的內在性(被解剖之手)和手的外在性,作為主體的手(醫生的手)和作為客體的手(被解剖的手),一個死者的兩隻不同的手。別忘了,除了醫學博士和死者之外,畫面的上方還有兩隻手:一隻無所事事的搭在別人肩頭的手和一隻拿著紙張的手:手的悠閒和手的工作。手在這幅畫中經受著各種對立和分裂。

丟勒:《基督在博士中間》(1506)

手有如此之多的形態,那麼,我們回到一個基本的問題:這形形色色的手是如何畫出來的?我們會驚嘆丟勒這幅畫中的手如此地逼真和一絲不茍(他的《祈禱的手》同樣如此)。我們不得不承認,這些纖毫畢現的手是畫出來的。畫面中間的四隻手甚至脫離了人,它們並不在畫面中同其他的成分構成一種有意義的呼應,它和人臉和目光沒有關係,這四隻手是獨立的,手只和手相關,四隻手在舞蹈,在盤旋,在遊戲,在運動,在悄悄談話。它們處在畫面的中間,但是,好像同畫面沒有情節的牽扯。它們只是獨立而自主地展示手的細節。丟勒讓四隻手呈現不同的形態,準確的説,不同的扭曲形態。每只手的幾個手指都有些誇張地分叉,彎曲,這一方面讓它們獲得一種獨有的符號學,另一方面也讓每只手都以螺旋型的形式在轉動,並且以手指接觸的形式連為一體,四隻手變成了一個單獨而完滿的客體,在畫面正中間獨立地存在,就像一朵朝向觀眾目光的盛開之花。這四隻手以不同的姿態面對觀眾,而觀眾借此可以看到一隻手的總體,他們能同時看到手心和手背,看到手和手指的正面,側面,反面。手的任何一個部位都在這四隻手的連結中得以呈現。四隻手,就此構成了一隻手的視覺總體性。而手的扭曲,使得它們的關節形式能夠被充分地展示,畫面中的手全是彎曲的,它們似乎就是為了表達關節,它們不放過任何一個細小的關節。正是這種彎曲,手的每個細節都因此得以放大式地表達。它的結構,骨骼,肌膚,指甲都被呈現出來。正是這運動中不同姿態的手,展現出複雜的手的多樣性。

達芬奇 《蒙娜麗莎》(1502-1506 )

我們在《蒙娜麗莎》這裡看到的則相反。兩隻手疊在一起,但是手心完全被遮住了,兩隻手同時以手背的形式呈現出來,而且最大限度地隱去了它們的關節。如果説,丟勒的手是以開放,無限多樣的敞開形式來自我展示的話,達芬奇的這雙手則是以封閉的形式出現的,手似乎要隱藏自己的中心和內在性,而交出了自己的背面。如果説,在丟勒那裏看到的是“條紋”之手的話,《蒙娜麗莎》顯示的則是“平滑”之手。它們涂掉了繪製的痕跡,在這裡,手似乎不是畫出來的,而是長出來的。這張臉是如此之獨一無二(飽滿而修長),它只能長這樣的獨一無二的手(飽滿而修長),只有這樣的手才能配這樣的臉——它們之間毫無落差,毫無遷就。如果手和臉匹配如此之自然,我們怎麼會想到它是畫出來的呢?也就是説,它怎麼可能是人工製作出來的呢?它怎麼不去掉繪畫的筆觸呢?它的美,來自於它的必然性——這是一雙必然性之手。它必定以這樣的方式出現在座椅扶手上面,借助座椅的支撐,必定從衣袖中伸出來,必定通過它的垂直方向的肘關節回溯到她的肩膀,必定從肩膀通過被長髮遮蔽的脖子上升到她的飽滿之臉。臉是手的終點,反過來同樣如此,手也是臉的終點。它們中間被一個黑色的手臂所貫穿。這雙手沒有任何錯誤——無論是視覺的錯誤還是力學的錯誤抑或是生理學的錯誤。這是文藝復興時期所特有的科學之手。它旨在消除技巧和人工痕跡——繪畫試圖排斥掉繪畫技術而將自己設定為一種無偏見的客觀記錄。

梵谷 《吃馬鈴薯的人》(1885)

最後,讓我們回到梵谷的手讓它們和達芬奇的手對照一下吧。這也是終結文藝復興時代之手。畫面中這麼多的手,居然一模一樣!男人的手,女人的手,老人的手,年輕人的手,並不能區分開。手在這裡就不是一個個具體的形象,沒有特定之手,沒有從屬於個體之手,我們要説,這是手的最早的抽象,這裡只有手和手指的構架,草案,圖式(相比蒙娜麗莎那完美的手!)——我們正是從這裡走出了古典繪畫傳統。對古典主義來説,每只手都是屬於一個人所特有的,每只手因此都應該是可以辨認的,就像每張臉可以辨認一樣。但是,梵谷這裡的手無法辨認和細化。手和身體和臉的必然性被打破了。它們破除了獨一性,相互混淆,因此可以互換。可以將男人的手換到女人身上,可以將老年人的手換到年輕人身上。這些手太過粗糲,以至於它的皮膚和色澤變得晦暗不明。顯然,這不是根據每個人的手來客觀繪製的,這是梵谷想像中的手,是他飽含激情繪製的手:農民的手,種植馬鈴薯,挖馬鈴薯,吃馬鈴薯的農民的手——這是被抽象的手,它放棄了各種具體之手的圓滿性。為此,它不能畫完,它正好借助於勞動之手的粗糙和傷痕而無法畫完。這不完整的手,露出了各種各樣的破綻:手的皮膚的破綻,繪畫技術的破綻——它繪製的痕跡昭然若揭。但是,這不正是一個新的繪畫時代的來臨嗎?農民手上的纍纍傷痕,既是向一個舊繪畫時代告別的苦痛輓歌,也是一個新繪畫時代的踉踉蹌蹌的開篇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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