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很多人都曾有過這种經驗：在一生中的某個特定階段，尤其是青少年時期，總有這麼一個人，與我們保持著一種“相愛相殺”的緊張關係，他可能是我們的兄弟姐妹，也可能是一位同學或者朋友。一方面我們非常需要他們，總是惦記著他們，出成績的時候最想知道他的分數，發工資是最想打聽他的績效，有了暗戀的人第一個告訴他；另一方面，他們又是我們的假想敵，在背地裏吐槽最多的就是他，見她男友的時候要刻意穿的美一點/見他女友的時候要多講幾個笑話。
他們仿佛我們的參照係，以至於即便他們不在場，我們也會忍不住問自己，“如果是他會怎麼做”。因為他們身上有我們最欣賞和艷羨的東西，以至於我們有時會像中了魔咒一般不由自主地模倣和追隨；但同時又有一種“必須和他不同”，甚至“必須和他作對”的衝動拉扯著我們，逼迫我們抵抗這種吸引，去尋找自己的路。在與他們不厭其煩地比較與調適、拉近與走遠之間，我們認識並塑造著自己。隨著我們長大、成熟，他們可能會漸漸淡出生活，但在我們成為自己的過程中，他們曾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
這樣亦敵亦友的關係不僅存在於普通人之間，也存在於藝術家之間。藝術評論家塞巴斯蒂安·斯密的新書《競爭的藝術》中就描寫了四對偉大的現代藝術家之間的競爭與友誼，他們是馬奈與德加、盧西安·弗洛伊德與弗朗西斯·培根、畢加索與馬蒂斯、波洛克與德庫寧。在作者斯密看來，藝術家之間的親密關係長期被藝術史課本所忽略，實際上，同伴的影響對於藝術家風格的確立至關重要，正是在接納和拒斥同伴影響的過程中，他們逐漸找到了屬於自己的藝術道路。而這種充滿張力的關係在現代藝術家之間尤為典型，因為獨立與被認可、獨闢蹊徑與追隨潮流之間的矛盾糾結正是現代主義歷史的核心。
《競爭的藝術》是一本非常“有料”的通俗藝術史作品，不僅以傳記的筆法披露了四對藝術傢俬人生活和相互交往中許多鮮為人知的故事，還基於這些故事，對藝術家的作品甚至更大的社會歷史議題提出了獨到的見解——可以説，它突破了藝術史、個人史和社會史的界限，試圖在一個相對曖昧的交叉地帶找尋接近真相的可能。在新書發佈會上，著名畫家陳丹青評價作者是“不尋常的藝術評論家”，認為這本書兼具“偵探小説的筆法，精神分析式的心理追蹤，以及歷史的同理心”，因此才能發現和摹寫出人與人之間幽深的關係和心理動態。
陳丹青也分享了他與另一位藝術家劉小東之間的友誼，“按照我們老派的説法，應該叫戰友”。陳丹青比劉小東年長十歲，曾是劉的老師，但陳丹青説，在藝術上自己卻比劉小東保守。陳丹青29歲來紐約，懷著一個荒唐的理想，想要回到文藝復興，從經典作品中汲取營養，在創作西藏組畫的過程中，他也一直在追隨古典寫實的傳統。直到許多年後，他才認識到，這是不可能的，也沒有必要，但已經走了很多彎路，浪費了很多時間。這時劉小東開始嶄露頭角，“他的畫非常生猛、本真，尤其到了上世紀90年代以後，劉小東的作品越來越有力，每幅作品都給藝術圈以重擊，也在對我説，’你放開來，別想這麼多’”。陳丹青坦承，“中年以後是劉小東的畫救了他”，他也沒想過再跟劉小東競爭，自認“根本不是他的對手”。
陳丹青（後）與劉小東（前）
對話塞巴斯蒂安·斯密：
每個人的自我認同都不是與生俱來的，我們總是要在與他人的關係中去定義自己
界面文化：你之前寫過一本關於畢加索和馬蒂斯的書，也寫過幾本關於盧西安·弗洛伊德的書，這次這本《競爭的藝術》涉及的話題更加廣泛，包括八位現代藝術家之間的四段關係，你是如何開始這本書的寫作的？
塞巴斯蒂安·斯密（以下簡稱斯密）：我在29歲的時候結識了盧西安·弗洛伊德，那時他已經79歲了，但依然非常睿智，思維敏捷，又極具幽默感。我們的交往持續了4、5年，我知道他和弗朗西斯·培根曾是非常好的朋友，但是這段友誼後來破裂了。我一直不敢向弗洛伊德詢問這段關係破裂的原因，我害怕這會冒犯他，當我終於鼓起勇氣問他的時候，他給出了兩個原因。一是培根開始嫉妒他的藝術成就，儘管培根在世的時候，他在國際上的聲譽遠高於弗洛伊德；第二個原因是，培根曾經和他的同性伴侶萊西有過一段非常熾烈甚至暴力的感情，有一次，萊西在暴怒之下將培根從窗戶扔了出去，培根傷得很嚴重，第二天弗洛伊德見到培根的樣子，非常難過，抓起萊西的領子，想揍他一頓，這次意外成為了兩人關係破裂的導火索，弗洛伊德認為，培根不能原諒他干涉了他的私生活，之後三四年的時間內，兩人都沒有再説過話。我被他們兩人之間的關係深深吸引，萌生了想要寫這本書的想法。
弗朗西斯·培根（左）與盧西安·弗洛伊德（右）
而在畢加索和馬蒂斯的關係中，我認識到競爭對手之間的關係比我們想像的要複雜得多，在他們的關係中，友誼的成分和敵對的成分同樣重要。通常我們想到競爭，首先會聯想到體育比賽，或者角鬥士的對決，事實上，在藝術家的競爭中同時存在著一種親密和惺惺相惜，更難得的是，他們都展現出了敞開自己、接納對方影響的勇氣，畢加索和馬蒂斯之間的關係是如此，弗洛伊德和培根之間的關係也是如此，這種微妙的心理動態讓我非常感興趣。
界面文化：關於這幾位藝術家的私人生活，書中提供了很多非常有料的細節，或者説是八卦，挖掘和拼湊這些細節，從而形成一個完整而有説服力的故事對你來説困難嗎？
斯密：這個過程還是相當困難的，因為我寫的很多故事都非常私密，幸運的是，我有自信這些故事都是真實的，因為他們都是非常有名的藝術家，有很多關於他們的資料可查，其中包括一些曾與他們關係非常親密的人對他們的回憶。而且，我認為這些故事是非常重要的，在我上大學的時候，藝術史的研究並不重視藝術家的生平，藝術史是關於作品的歷史，是一幅作品影響了另一幅作品，而並非一個藝術家影響了另一個藝術家，一切都只發生在畫布上。當我見到弗洛伊德本人，並慢慢了解他之後，我才發現，藝術家的生平經歷和私人生活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它確實影響了藝術家的作品，二者是密不可分的。而藝術家的私人生活、心理動態和創造力都不可避免地要和其他人、與他同時代的其他藝術家發生關係。
界面文化：這也正是我想問的，你認為藝術史家或者藝術評論家必須了解一個藝術家的私生活才能了解他的藝術嗎？還是説，藝術史家需要與藝術家的私生活保持一定的安全距離，才能更好地研究作品本身？
斯密：我想舉例説明這其中的必要性。對於盧西安·弗洛伊德而言，他年少時已經憑藉他的素描在他的小圈子裏頗有名氣，後來他遇到培根，培根不擅長畫線稿，但他的作品從電影和攝影中汲取了很多靈感，在畫布上他大膽揮灑，生活中也是個不折不扣的賭徒；相反，弗洛伊德的風格是非常精準、一板一眼的，他深深地中了培根的毒，被他的作品和性格所迷住了，他也想成為培根那樣的人。他對培根的感情——儘管我相信他們兩人之間並沒有發生過任何肉體關係——深深影響了他對待藝術和生活的態度。很多年後，他在談起培根時説得很清楚，培根創作的方式直接反映了他對生活的感受，而對於弗洛伊德而言，藝術和生活是分開的，但他希望二者聯繫得更緊密。
波洛克和德庫寧之間也是如此，德庫寧像弗洛伊德一樣，素描很厲害，轉向油畫之後依然保持了很精準的風格，這在某種程度上也制約了他，在他尋求突破的時候，他遇到了波洛克，波洛克就像培根，並不擅長素描，但找到了一種新的風格並敢於冒險，直接將顏料潑灑在畫布上。德庫寧很羨慕這種藝術和生活的態度，他曾經提到，有一次看波洛克倒紅酒，一邊倒一邊被紅酒水位不斷升高的景象迷住了，於是他一直倒，一直倒，直到酒灑出來，灑到桌子上。這看起來很瘋狂，但是德庫寧很喜歡，他覺得波洛克這個人太鮮活了。我想説的是，影響弗洛伊德和德庫寧的不僅是培根和波洛克的藝術，也包括他們的性格和對待生活的態度，了解一個藝術家的生平經歷在這一意義上是重要的，因為它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作品。
德庫寧的《戈塞姆新聞》（左）和波洛克的《聚合》（右）
界面文化：在這四對藝術家的故事中，你個人最偏愛哪一個？
斯密：我最喜歡馬奈和德加這一章，對於我來説，這也是最難寫的一章。因為當你真正喜愛一個題材，在各個層面上都對它感興趣的時候，想寫出一個“乾淨利落”的故事就變得很難，這一章我大概前後寫了8、9稿。而且，對我來説，這也是最神秘的一個故事，為什麼馬奈會用刀劃開那幅畫（馬奈曾用刀將德加為他和他夫人創作的一幅肖像一分為二，許多人猜測是因為德加敏銳地洞察了馬奈婚姻中暗藏的危機），我們至今都弄不清楚。但是，如果你仔細梳理他們兩人之間關係的發展，從1841年到1848年，你就可以理解那種動態：先是馬奈在各方面領先於德加，德加改變了自己的風格，開始追趕馬奈，然後馬奈經歷了一段非常艱難的時期，作品被批評得很厲害，他自己也深受打擊，變得異常脆弱，這時德加卻在變得越來越強大。對於我來説，這樣的矛盾構成了一種模式，同樣適用於其他幾對藝術家。
德加為馬奈及其夫人創作的肖像
界面文化：我也最喜歡馬奈和德加這段關係，因為它不僅呈現了二人的私人分歧，還反映了他們在如何理解現代性和如何再現真實上的不同觀點和實踐。
斯密：你講的這點非常重要，尤其是對於肖像畫而言。當歷史步入現代，關於另一個人，肖像畫究竟可以傳達什麼，開始變得不確定。我們究竟是否能真正了解另一個人，又是否能夠在畫布上再現一個人，這一切的答案都變得不確定，這是一種非常現代的感受。對於這個問題，站在現代主義開端的馬奈和德加給出的答案非常不同。在馬奈看來，真實是變化不定、多種多樣的，因此他總是將畫中的人物盛裝打扮，以表現個體身份的不確定性，從而掩藏每個人不同面具之下的未知。而德加對於真實的理解則恰恰相反，他總是想要穿透表面，直擊真相本身。
幾十年之後，弗洛伊德和培根遇到了同樣的分歧。培根習慣根據照片和記憶來創作肖像，而弗洛伊德則依賴模特長期的在場。因為在培根來看，現實主義對事物表像的忠誠是完全靠不住的，傳統的肖像根本無法傳達出一種心理層面的真實；與培根相反，弗洛伊德則堅信外表和真實之間的關聯。
界面文化：你認為你在書中描繪的這種亦敵亦友的複雜關係，只存在於藝術家之間嗎，還是也存在於普通人的生活經驗之中？
斯密：首先，我最感興趣的其實是這些藝術家成名前的經歷，或者説，是在他們尚未完全形成自己的身份認同之前、掙扎這想要尋找自己的身份的這個過程。因為在這一階段，他們往往比較脆弱，容易受外界影響，總有一些人在他們的生命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我想，我們很多人都有類似的經驗，我們每個人對自己的身份認同都不是與生俱來的，我們總是要在與他人——父母、兄弟姐妹，或者是親密的朋友——的關係中去定義自己：既要尋找與他人的相似之處，期望獲得他人的認可，同時又要堅持自己的獨立性。尤其是在我們十幾歲、二十齣頭的時候，我們總會遇到某個人，我們會像中了魔咒一樣對他著迷，當和他在一起的時候，生活似乎變得更加豐富、有趣和熱烈，然後會有那麼一個時刻，我們感到與他太過親密以至於就快要失去自我，這時，我們就會本能地推開那個人。
在我看來，這些藝術家都是在這種充滿緊張和衝突的關係中逐漸成熟的，比如畢加索和馬蒂斯，他們從來也沒有變成交惡的敵人，即便他們各自選擇了不同的道路，但在各自成長之後，他們依然是朋友，一起開創了偉大的現代藝術。我很欣賞馬蒂斯在畢加索的名聲超過他之後，依然可以敞開胸懷接受畢加索的影響，他不介意被一個曾經不如他的人影響，這需要很大的勇氣。
馬蒂斯的自畫像（左）和畢加索的自畫像（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