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克·路易·大衛的名畫《馬拉之死》
作為新古典主義的代表作之一，大衛的這幅畫作，從視覺藝術的角度上來看，無疑是傑出的。無論是構圖、色彩還是用光的佈局，都具有非同一般的影像之美。通過非凡的藝術創造力，大衛成功地將一個暴戾的獨裁政客，包裝成一個具有慈悲心的、無私的聖徒。
《馬拉之死》
畫面中的馬拉，是寧靜安詳的，仿佛睡去了一般，帶著悲憫的神態，讓人怎麼也想像不到他圓睜豹眼喊著要砍下路易十六的腦袋的樣子。光照在他的額、他的肩上，如大理石般的肅穆。猶如來自米開朗基羅繪畫中的英雄般健碩的手臂，無力地垂到地面，手上捏著一支斷了羽尾的羽毛筆，“英雄仿佛在緊張工作的時候，累得睡著了”。沾了血的刀掉在地上，鎖骨下面有一個不大但致命的刀口，流出的血把浴缸裏的水染紅了，一種內斂而又震撼人心的悲情油然而生。看到這樣的畫面，讓人感到惋惜，這麼一個小小的傷口，就讓我們永遠失去了一位“大英雄”。
在營造馬拉“聖徒”形象的技巧方面，大衛畫的馬拉整體姿態，特別是下垂的胳膊，巧妙地將觀畫者的感受與耶穌基督下十字架的印象聯繫了起來。作為一個天主教國家，耶穌基督下十字架時的形象，通過各位知名或不知名的畫家，存在於天主教世界的各個角落，拉斐爾等大畫家都有過類似的表達。
《基督被解下十字架》拉斐爾1507義大利
《卸下聖體》羅吉爾·凡·德·韋登1435尼德蘭
《基督被解下十字架》阿列格利·柯雷喬1525義大利
《基督下十字架》胡塞佩·德·裏貝拉1640西班牙
於是輕輕巧巧地，通過這種構圖，馬拉就被神聖化了。為了更好地突出效果，大衛還將馬拉浴室的其他裝飾去除，將墻壁大面積深色留空，將原先靴形的浴缸做了更為簡單的改造。一個樸素而破舊的木箱，兩塊樸素而簡單的毯子和床單，在床單的一角，大衛用他超凡脫俗的寫實技巧，低調內斂而又醒目地畫上了補丁，以表現這位“人民之子”是多麼的簡樸。
大衛是個做事非常細緻的寫實主義畫家，不放過畫作中的每一個細節，馬拉手上的便箋和桌上的字條，他都不遺餘力地寫上具體內容。手上的便箋寫的是：“1793年7月13日，瑪麗·安娜·夏洛蒂·科黛致公民馬拉：我十分不幸，指望能夠得到您的慈善，這就足夠了。”而木箱上便箋上寫的則是：“請把這五個法郎的紙幣給一位五個孩子的母親，她的丈夫為祖國獻出了自己的生命。”這裡的科黛，就是刺殺馬拉的那位女士。從這些文字來看，似乎是刺客利用了馬拉的善心（有箱子上的善舉作證）才得以成功。
然而現實並不是如此。科黛小姐以向馬拉舉報康恩地區的吉倫特黨人為名，進入馬拉的浴室。事後的審訊記錄表明，當時科黛小姐向馬拉舉報了18名吉倫特黨人，馬拉一一記下，並表示第二天就要按名單抓人並送他們上斷頭臺。此時科黛掏出小刀，一刀刺殺了馬拉，然而她並沒有逃走，而是靜等被抓捕。所以，當時馬拉手上的便箋，應該是那張他準備處決的18人名單。因此，我們有理由懷疑，桌子上充滿慈善溫情的錢和撫恤信，也來自大衛的杜撰而非事實。
對於大衛的細心，我們還能説什麼呢？大衛不僅忽略了或者説視覺上修復了馬拉渾身的“皰疹性皮炎”導致的潰瘍，從而不讓觀者對馬拉出了名的醜陋形象産生噁心；又為馬拉的手上的信箋，填上動人的內容。這樣的藝術創造，為的是打造一個聖徒般的馬拉，引起不明真相的觀者對刺殺者的痛恨。
刺殺者科黛
那麼刺殺者科黛是名怎樣的女子呢？
這幅畫作是法國畫家保羅·波德里（Paul-Jacques-Aim Baudry,1828-1886）創作的《刺殺馬拉之後的科黛》（Charlotte Corday after the murder of Marat）這也是他唯一一幅表現歷史題材的作品。而下面一幅，據説是科黛的畫像。
從上面的兩幅畫裏，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安靜而美麗的女子。
夏綠蒂·科黛生於法國諾曼底利尼埃附近的聖薩蒂南一個貴族家庭，母親是古典主義悲劇大師皮埃爾·高乃依的後代。母親和姐姐過世後，父親送其進了岡城修道院，在修道院長大並接受教育，1791年她開始和姑母一起生活。科黛是一個熱愛自由、平等、博愛的法蘭西的徹底的共和主義者，這樣的人和保皇黨人沒有關聯，之所以選擇刺殺馬拉，是由於她實在看不下去馬拉等雅各賓黨人瘋狂的殺戮行為。
科黛認為馬拉這樣的政治屠夫，必將破壞新生的法蘭西共和國，所以在完成刺殺後沒有逃走。在接受審訊時，她説：“我是為了拯救10萬人而殺了一個人，我是為了拯救無辜者而殺了大惡人，為了使我的國家安寧而殺了一頭野獸，在革命前，我就是共和派，我從來就是精力充沛，無所畏懼的。”
馬拉死後
1793年，在雅各賓黨暴力執政期間，對自己的領導馬拉和雅各賓黨，大衛為了表現自己的赤膽忠心，除了畫了《馬拉之死》外，還提出一個匪夷所思的建議：讓人民瞻仰保持著倒在敵人刀下那一刻姿勢的馬拉遺體。
這個建議竟然被採用了。巴黎正值炎夏，死後的馬拉滿身潰瘍，屍體很快腐爛發臭，臉部因痛苦而變形，舌頭伸出在外，怎麼也塞不回去，不得已只好割掉。大衛想的辦法是把馬拉的全身遮住，只留出臉部和一隻手，而這只手還是從其他死人身上切下來接在馬拉肩上的，因為馬拉的手已經爛得不成樣子。據説由於親吻這只手的民眾實在太多，最後它竟從身體上掉落下來。
馬拉死後被他的雅各賓黨的同志送進了先賢祠，但是沒過多久，隨著雅各賓黨被法國人民拋棄，馬拉又被遷出了先賢祠。大衛的這幅畫，也被後來的當局還給了他。但不論怎麼説，通過大衛的包裝，馬拉成功地從一個“革命網紅”上升到一個“聖徒網紅”，在當時以及在多年以後的東方，還依然紅著。
對於歷史上真實的馬拉，西方歷史學家是怎麼看的呢？
著名歷史學家法朗索瓦·米涅（Francois Mignet，1796-1884）在他的《法國革命史》中批評馬拉草菅人命的言行：“帶有一種毫不顧忌的殘酷性，既不考慮法度，也不考慮人的生命。”“在革命時期，有過一些完全和馬拉一樣殘忍嗜血的活動家，但是哪一個都沒有比他對那個時期起到更為惡劣的影響。”
余鳳高《“馬拉之死”與“刺殺馬拉”》
18-19世紀法國的新古典主義，早期號稱是理性而非感性的，遵循唯理主義觀點，認為藝術必須從理性出發，排斥藝術家主觀思想感情；但同時又是號稱倡導公民的完美道德就是犧牲自己，為祖國盡責。不難看出，這樣的口號本身就是互相矛盾的。
當時身為新古典主義領軍人物的雅克·路易·大衛就是這樣的一個矛盾體。作為一個雅各賓黨人，一方面他投票贊成處死國王路易十六的，就像他的同志馬拉所呼籲的：“要挽救祖國，必須砍掉暴君的頭。”另一方面，他又贊成獨裁，所以在雅各賓黨人暴力血腥專政被推翻，拿破侖走上政治舞臺後，大衛從一個雅各賓黨人搖身一變，成為了拿破侖皇帝的御用畫家，再次用生花妙筆，將來自基層靠大炮起家的拿破侖，畫成了俊俏小鮮肉。
大衛畫作《拿破侖翻越阿爾卑斯山聖伯納山口》，畫中的拿破侖俊俏秀美，衣冠華麗。但實際上，拿破侖翻山時騎的不是馬而是驢子，而且一如既往穿的是普通淺藍灰色軍大衣而非紅色斗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