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到2017年，匆匆5年，如白駒過隙，瞬間流逝。而就在這五年，歐洲自二戰後從未如此動蕩和喧囂過。歐盟一體化遭受到前所未有的重創。希臘、西班牙等國的債務危機，然後是英國的戲劇性脫歐，義大利公投等。敘利亞的局勢一再惡化，歐洲各大城市接連遭受有史以來最嚴重的恐怖襲擊。
Ben Russell, Black and White Trypps Number Three, 2007, digital video transferred from 35 mm film, Athens Conservatoire (Odeion), Athens, documenta 14, photo: Mathias Vlzke
雙城藍圖
作為世界上最矚目的當代藝術展，卡塞爾文獻展以其學術性、社會性及多層次的價值觀探討，不僅一向為藝術界業內人士推崇，在歐洲社會與知識分子群體中也影響深遠。未及初夏，不在卡塞爾，它先在雅典拉開大劇。
雖然之前幾屆也曾有值文獻展之際在阿富汗等國舉行活動的先例，但如此規模的“雙城記”還是首創了先例。4月初，近180名的藝術家與活動者在雅典城提前登上歷史劇的舞臺。而在6月到9月的一百天裏，所有藝術家們則會回歸卡塞爾，並再次展出至少一件作品。
關於這份策展藍圖的伊始，得從希臘債務危機談起。連年的經濟倒退、失業率攀升，導致一系列的借貸信用下滑。當時希臘政府債臺高築至3千億歐元。而新任政府竟然靠拒絕緊縮和繼續高福利制度上臺。
欠債還錢，難道不應是天經地義？德國國內輿論一片聲討。一方面是債權國的高傲態度，一方面又是希臘原有的生産力在工業製造大國面前一再受到擠壓，同時也促使希臘國內民眾對歐盟的失望。而策展人Adam Szymczyk適時提出的“雙城記”計劃可以説是逆流而上，針對希臘問題的一次反向性和雙邊性探討。
Daniel Knorr, Βιβλ ο Καλλιτ χνη, 2017, materialization, installation view, Athens Conservatoire (Odeion), documenta 14, Daniel Knorr/VG Bild-Kunst, Bonn 2017, photo: Mathias Vlzke
既然在雙城舉行文獻展，一些具有聯繫性的作品，就首先成為展場的亮點。Daniel Knorr在雅典歷時六個星期收集的“垃圾山”和讓卡塞爾火警一再響起的“白煙”兩件作品，不僅呼應了兩座城市及全球一體化，也影射了歷史與未來的聯繫。Bili Bidjacka的兩地西洋棋對弈，微妙地解讀著地區之間的抗衡關係。
Bili Bidjacka的西洋棋對弈裝置作品（Guojing Zhou）
向雅典學習？
本次文獻展的主策展人，Adam生長于波蘭的一個知識分子家庭，父母均是大學教師。其職業生涯應該説是首先立足於德語文化圈之上的，10年前鶴起于柏林雙年展，之後又在德語文化深重的巴塞爾美術館常年任職。Adam在早先受《Art》雜誌採訪時曾談到，因其女友藝術家Alexandra Bachzetsis的關係，他曾有諸多在希臘逗留的經驗，一方面他亦認為“希臘是個結構鬆散的國家,必須被規範”（Griechenland sei ein strukturell schwaches Land, das diszipliniert werden msse.）。另一方面，悠然的希臘北部鄉村的生活又讓他感受到規範化與其他權益的矛盾。正是這種矛盾困惑使其産生了探討的意義。
“向雅典學習”這個博眼球的主題，一經提出就曾引起軒然大波，這是否是個雙關話題呢？歐洲文明乃至世界政治文明都是在向希臘學習的基礎上建立起的，可希臘的現狀呢？龐大的官僚體制，滯後的教育水準，羸弱的稅收和預算失調的福利制度更使其在現代化的道路上遠遠落後。
Rasheed Araeen, Shamiyaana – Food for Thought Thought for Change, 2016–2017, Baldachine mit geometrischem Patchwork, Kochen und Essen, Kotzia–Platz, Athen, documenta 14, Foto Yiannis Hadjiaslanis
難道泱泱古國就從此衰敗，再無薪火傳承？關於希臘近代的發展與民主運動進程我們又多少了解呢？當你走在雅典的街頭，南部人天生的隨性、熱情更會真實地感染你。於是在這個喧囂之地，關於古典主義與自由精神、民主運動與反霸權、現代化與資本主義、全球化與後殖民主義等話題就躍然紙上。
希臘藝術家Angelo Plessas的作品《實驗教育協議》（Experimental Education Protocol, Delphi）中不吝細節地播放了一段關於二戰中一個愛國女間諜的個人回憶。泰國藝術家Arin Rungjang在作品中讓70年代泰國的自由民主運動與希臘的反獨裁運動彼此印證。
Angela Melitopoulos, Crossings, 2017, two-screen presentation with live sound, Greek Film Archive (Tainiothiki), Athens, documenta 14, photo: Angelos Giotopoulos
整個自由公園展區的選擇也一併讓觀眾了解到了眾多關於希臘近代民主運動的歷史。而希臘在歐洲及歐盟歷史中的地緣政治等話題自然也被一再提及。
也有藝術家直指債務危機，來自阿根廷的Marla Minujin就用作品的名字《希臘欠德國的債，用橄欖和藝術歸還》（Payment of Greek Debt to Germany with Olive and Art）表達關於債務問題的有趣想法。
新博愛主義
由於近年來敘利亞及其他地方戰火蔓延，戰火中的貧民冒著生命危險偷渡地中海，一路穿越東歐與南歐涌向歐洲中部。短時間內數百萬難民的涌入讓德、法等國在移民政策、社會治安、人權道德等方面經受重重衝擊。同時以ISIS為首的恐怖分子一再襲擊歐洲各大城市，更加劇了移民與當地人的隔閡與不信任。
2016年夏季的文獻展歷任策展人匯談中，Adam的作品選擇和關注點也明顯對此類時事做出了反應。
關於移動人口引起的文化性遷移，在之前的第十一屆和十二屆文獻展上都曾是重要的展覽主題之一。但由於當前歐洲局勢的緊張，由偷渡移民引發的關於歐洲與西亞、非洲地區的人文、歷史糾葛，及最基本的戰爭、死亡、人權、人性等問題探討絕對算不上老生常談。例如：在EMST提前展映的《世界歌劇》（an opera of world），影片分為多條線索，一條以紀實手法拍攝了敘利亞平民偷渡海峽的凶險經歷；第二條以舞臺劇的形式講述非洲移民經歷；同時導演更邀請多位背景不同的社會知識分子，共同探討關於移民人權與社會政治的話題。同為國際上知名的波蘭籍策展人Artur Zmijewski也在藝術學院展場展出相關論題的短片作品《一瞥》（Glimpse）。
Artur Zmijewski, 短片 一瞥 Guojing Zhou
而關於“重塑言説者與被言説者關係”的努力，則最直接體現在文獻展文化讀物《南部》的創編之上。其中主創人員多脫胎于希臘雜誌《南部，作為一種精神狀態》（South as a State of Mind），由此也引起了如何界定這一“精神狀態”的熱議。在觀者的眼中它無疑有其古典主義的地理和歷史情節，而在筆者與《南部》雜誌編輯團隊的交流中，更多地體會到在紛雜的現狀中，共同構建未來的一種博愛主義精神。在Adam本人撰寫的文獻展備忘錄中，更是一再強調一種對未來的希望情緒。
這些是否有助於緩解地方之間的輿情，或原住民與新移民的社會倫理矛盾？無論如何，本屆文獻展展示了一種前所未有的謙遜態度。
雅典音樂學院展區現場，室外為Daniel Knorr作品，室內為Nevin Aladag作品（?Guojing Zhou）
形式感的魅力
就藝術形式的魅力而論，希臘文獻展也頗多動人之處。10多年前與Elena Filipovic共同策劃柏林雙年展時，世界就認識到了Adam的優雅審美情趣和對現場表現力的戲劇化掌控。而雅典作為哲學與戲劇的故鄉，更是給予了Adam才情施展的最佳空間，其中更不乏音樂、舞蹈、行為、裝置等前衛藝術的邊緣碰撞。
Prinz Gholam的行為表演（Guojing Zhou）
雅典音樂學院展廳中，用柏林女藝術家Nevin Aladag的“傢具樂器”演奏出的曲調前衛、詼諧。藝術組合Prinz Gholam的身體行為藝術完美地契合在宙斯神廟與古市集音樂廳遺址中。南美藝術家Beau Dick的面具系列也引發了認知層面的種種迷惑和內在的多面訴求。
Beau Dick的22 件面具裝置作品（Mathias Voelzke）
與眾多戲劇化表達手段截然相反的是中國電影人王兵的作品《15小時》，一如既往的寫實長鏡頭，毫無修飾、默默注視是王兵敦厚的本色，也是其電影最令人觸動之處。
王兵的電影《15小時》（Mathias Voelzke）
開放的社會氛圍
文獻展的口碑，不僅在於其不斷在美學形式上的探索，更在於它的學術獨立性。深刻地展示各種時事政治與社會資訊，表達多方位的社會心態，毫無禁忌的邊沿性與深度性討論；反覆進行對歷史和現實的不間斷思考。
除了已經出版3冊，還有一冊待定的《南部》雜誌，一個被稱為《文本》（Keimena）的系列電視節目已經于2016年底在希臘ERT2電視臺開播。這個以解構權利構建為方向，並由紀錄片、試驗電影和藝術片等組成的節目構成了文獻展的另一個公眾平臺。而文獻展廣播節目也同時在世界6個以上城市播出，其內容除了關注新殖民主義，還傳播音樂與藝術節目及部分現場直播。寬鬆開放的學術氛圍，廣泛的社會認知與參與充裕的策展週期，使思想和話題能夠在辯論中持續發酵，這也應是中國同行們共同渴求的環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