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白立方柏蒙西畫廊正展出 “Dreamers Awake”，透過五十位女性藝術家，探索超現實主義的進程。展覽從1930年代跨越至今，包括雕塑、油畫、拼貼、攝影和繪畫等媒介。女性在超現實主義中，常常是男性的慾望對象，也可以是謎團或危機；她經常以無頭、扭曲、被捆綁的姿態出現，並總是被描述成“他者”。對性別的規範往往在抽象主義研究中被忽略，因為人們很難想像這樣一個以顛覆傳統、既定框架與父權的思潮，竟然沒能走出性別的框框。透過展示她們的作品，“Dreamers Awake” 表達了她們創新、感性和具批判性的一面。以下是“鳳凰藝術”為您帶來編譯報道。
女性一直在超現實主義運動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但在大多數情況下，她們只是作為男性慾望和幻想的對象。自1924年安德烈·布勒東（Andr Breton）提出宣言以來，超現實主義一直被馬克斯·恩斯特（Max Ernst）、曼·雷(Man Ray)、勒內·馬格裏特(Ren Magritte)和薩爾瓦多·達利(Salvador Dal)等男性藝術家所主導。超現實主義作為一種雙重性（眼與心）的革命繼而政治化，但性別政治卻始終是其盲點。女性身體成為超現實主義終極對象的同時，其本身也具備了神秘性、迷戀性，以及他者性。
Man Ray，Meret Oppenheim, 1932
超現實主義是在法國開始的文學藝術流派，與達達主義産生於同一時期，並且對於視覺藝術的影響力深遠。于1920年至1930年間盛行于歐洲文學及藝術界中。它的主要特徵，是以所謂“超現實”、“超理智”的夢境、幻覺等作為藝術創作的源泉，認為只有這種超越現實的“無意識”世界才能擺脫一切束縛，最真實地顯示客觀事實的真面目。超現實主義給傳統對藝術的看法有了巨大的影響。也常被稱為超現實主義運動。
達利作品
20世紀20年代加入超現實主義運動的英國畫家艾琳·阿加爾（Eileen Agar）曾在1990年接受採訪時説：“那時候，男人們認為女人只是繆斯。”——曼·雷為他的裸體模特雇傭了許多“保姆”，其中包括超現實主義雕塑家梅雷茨·奧本海姆（Meret Oppenheim）和他的學徒暨愛人李·米勒（Lee Miller）。在達利不斷使用女性形象的同時，馬格裏特則畫了許多色彩鮮艷的臉，以及乳房。
勒內·馬格裏特作品
在過去十年中，越來越多的人重新認識到那些真正參與進超現實主義的女性藝術家們所發揮的真正作用——白立方伯蒙西（Bermondsey）的全女性展覽“Dreamers Awake”將1920年代至現在的超現實主義歷史重新定義，展現了一個世紀以來超現實主義女性藝術家們豐碩的創作成果。
Hayv Kahraman, T25 and T26, 2017. Hayv Kahraman. Courtesy of the artist, Jack Shainman Gallery, and White Cube.
Siobhán Hapaska, Touch, 2016. Siobhán Hapaska. Courtesy of the artist, Kerlin Gallery, and White Cube. Photo by Denis Mortell.
展覽策展人蘇珊娜·格裏夫斯（Susanna Greeves）解釋道：“超現實主義運動的核心力量中女性成員比例很高，但是經常被稱為‘誰誰誰的繆斯’或‘誰誰誰的妻子’。但事實上，女性藝術家是因為超現實主義的價值觀才決定參與到這場運動中——她們同樣具有改變傳統的冒險精神。”
在本次展覽呈現的藝術家名單中，從著名的多蘿西婭·坦寧（Dorothea Tanning），到不太知名的藝術家馬利恩·艾登斯（Marion Adnams）。而後者的繪畫“你潮水中的蛇”（Serpents in Your Tides，1940）將符號式的女性重新定位為一種具備思考性與創造性的存在。
Left: Dorothea Tanning, Fatala, 1947. Dorothea Tanning Foundation. Image courtesy of Gallery Wendi Norris, San Francisco; Right: Dorothea Tanning, High Wires, 1950. Image courtesy of Kent Fine Art.
Linder, It’s The Buzz, Cock!, 2015. Linder. Courtesy of Stuart Shave/Modern Art and White Cube.
在布勒東的眼中，女性經常以小狗、女巫或獅身人面像的形象出現，而英國女藝術家利奧諾拉·（Leonora Carrington）將這些形象作為某種守則，借助寓言和民間藝術，畫了許多“用爬行動物的眼睛看著海洋生物的翅膀”的畫面。卡林頓離開了她的愛人恩斯特後，在20世紀40年代移民到墨西哥繼續獨立地工作。她的繪畫“未命名”（1963）打開了一個神奇的混合動物的世界：奇怪的外星人在未知的土地上互相問候。
在“Dreamers Awake”呈現的作品中，還有一些是女性藝術家將女性自身客觀化的例子，並把男性的目光棄之不顧——米勒的攝影作品將身體分解成碎片，以此來反擊曼·雷把女性形象塑造為一個充滿好奇又異常美麗的對象：在“無題”（1929）中，一個胸部被放在托盤上，就像是一塊糟透了的肉裏脊。
Meret Oppenheim，Eichhrnchen / L'cureuil, 1969，Levy
Carina Brandes, Untitled (CB 096), 2012. Carina Brandes. Courtesy of BQ, Berlin and White Cube. Photo by Roman Mrz.
與此同時，英國藝術家伊迪絲·裏溫頓（Edith Rimmington）的繪畫“博物館”（1951）描繪了一個罐子裏的女性頭部，這個女性長著很多雙眼睛，就像是畫布中射出了諸多充滿警惕的視線。在另一面墻上，阿根廷超現實主義藝術家萊昂諾爾·菲尼（Leonor Fini）把獅身人面像般的女性畫得像鬼一樣半透明——在“Le Bal des ingrates”（1982）中，幾個男人正在舞廳裏從麻袋中掏出三個蒼白的女性頭部，並拿著它們遊街示眾。
“Dreamers Awake”挑戰了既往的經驗，他們與當代藝術的巨匠們攜手前行，這個名單裏包括路易絲·布爾喬亞（Louise Bourgeois），崔西·艾敏（Tracey Emin）和羅斯瑪麗·特洛柯爾(Rosemarie Trockel)。“超現實主義是從一開始就滲透到視覺文化中的一個非常有影響力的前衛運動，而它從來沒有消失過”格裏夫斯説。
Louise Bourgeois and Tracey Emin, A sparrow’s heart, 2009-2010. Tracey Emin. Courtesy of White Cube.
Laurie Simmons, Walking Cake II (Color), 1989. Laurie Simmons. Courtesy of the artist, Salon 94, and White Cube.
不同時代的藝術家都被布列塔以某種超現實主義對象所連結——一種被剝奪了其尋常意義而揭露心理真理的事物。波蘭雕塑家阿麗娜·紹波茲妮科芙（Alina Szapocznikow）用自己的嘴唇和乳房做出了一些著色的聚酯物體，這些是波普藝術和超現實主義者共同關注的對象。她的“Lampe-Bouche”（1966年）的主角是一雙發光的黃色嘴唇：同時具備脆弱，色情和娘氣的特徵。同樣的，洛杉磯的雕塑家那維因·穆罕默德（Nevine Mahmoud）的“Bosom”（2017年）是一個用雪花石雕刻、在玻璃底座上搖動著的乳房。
“有這麼多的年輕藝術家仍然受到超現實主義的影響，”格裏夫斯説，而白立方畫廊已試圖把他們帶入超現實主義者的陣營中。此次展出的還有庫爾德藝術家卡赫拉曼（Hayv Kahraman），她的繪畫佈滿了人體模特；以及美國雕塑家凱利·明石（Kelly Akashi），作品是一條由金色繩索懸挂的青銅手鍊。目前來看，卡靈頓的作品更為流行，在伊利·伍德（Issy Wood）和朱莉·柯蒂斯（Julie Curtiss）的作品中尤其可以看到這種影響。
Julie Curtiss, Venus, 2016. Julie Curtiss. Courtesy of the artist and White Cube.
Jo Ann Callis, Untitled, from Early Color Portfolio, c. 1976. Jo Ann Callis. Courtesy of the artist and ROSEGALLERY.
“這些藝術家不僅在美學上與超現實主義發生關係，還在哲學上産生對話，”格裏夫斯解釋説，“超現實主義是關於尋求無意識和顛覆自我的新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