僑福芳草地當代美術館舉辦的《美的顛覆——義大利當代藝術的洞見》展覽中，展出了義大利當代藝術中29位藝術傢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超前衛”是20世紀70年代末期與德國“新野獸派”、美國“壞畫派”、“新敘事繪畫”同時出現的義大利藝術運動。所有這些運動都強調在複雜的社會和歷史發展中藝術實踐重構語境的重要性。他們將關注點轉向重新闡釋宏大文化隱喻的圖像，這些文化隱喻展現了基本的人類問題、矛盾和人類學現實。義大利超前衛藝術的3C——桑德羅·基亞、弗朗切斯科·克萊門特、恩佐·庫基將在此次展覽中展出其重要作品。
從70年代中期起，大西洋兩岸都出現了新一代的藝術家，他們有著對藝術的新觀念，參與到複雜的社會文化和政治環境中。這種新藝術更傾向於極度敘事、不拘一格、主觀和投入情感。它似乎會忽略所有現代後期的清教主義、自指和簡化的抽象主義。但事實卻是相反，這些藝術家發現了多元文化、歷史敘事、文學主題、裝飾紋樣和表現主義，這種藝術不會傾向於任意一種同質的形式，而是頌揚圖像所具有的暗示、喚起和賦形的力量。
70年代中期藝術模式的這次劇變，反映了現代後期的後結構主義、單一（極簡和自指的）抽象主義、進化論的烏托邦那簡化和線性的觀念、形式主義及無關個人且看似客觀的藝術實踐，這一切都在智性和美學上存在著重大危機；另外，這次劇變還清晰顯示出當時藝術有具體人類學和人種論的導向。在全球化文化上下文裏，這種具體的、符合上下文的意義與多重的身份，開創了一種新的藝術實踐。
這新一代人物開始將藝術實踐恢復到其最基本的功能上去，即作為交流，作為個人敘述，用鮮明的、生動的和關鍵的敘事將觀眾拉進作品之中，作為創造作品的隱喻圖像等等這些功能。其中隱喻圖像涉及具體的、即時的、帶有上下文的和語言的種種現實。在這種混亂紛繁、富有創意的氛圍中，主導著新型藝術運動的幾個中心和流派包括，柏林和科隆、羅馬和巴塞羅那、紐約和洛杉磯，這些地方薈萃著獨特的社會文化、地理和民族特色。德國和義大利的藝術現場似乎與政治情景尤其相關，而政治情景受限于意識形態導向和政治體系的重重危機。藝術家們對當時這種不穩定和危機都作出了強烈的反應，嘗試找出重新將藝術實踐和現實生活置入歷史上下文的新方法。
同時他們也表達了他們的焦慮和迷失，希望將現實經歷融入藝術領域當中，他們處於動蕩、變革、混亂、充滿矛盾和不穩定的生活當中。德國稱之為的新表現主義者和新野獸派畫家，或義大利和西班牙的超前衛藝術，或數年後的新羅馬派，美國壞畫派和新敘事藝術，這些藝術都提倡一種衝動的、動態的、表現的和主觀的語言，將不同的文化歷史時期，如風格主義、巴洛克藝術、浪漫主義或象徵主義的指涉，與卓絕的當代母題、標識、電影拍攝場景、從亞文化上下文提取的視覺元素或者異域的、非西方的文化這些內容相融合。歐洲藝術家大多偏好引用藝術史、重新詮釋象徵、喚起文學及神話敘事，以此作為文化指涉；美國的新敘事藝術和壞畫派，則從日常生活、亞文化的上下文、平庸或異域圖式提取視覺材料。在以上這些傾向裏面，其中共同的方法原理就是，解構單一的語言系統，構建異質、兼收並蓄的視覺符號，破壞接收者的穩定位置。總而言之，這些傾向反映了多重的身份，以及不存在一種主要、獨一無二和固定的合理意義。
恩佐·庫基 流浪漢 布面油畫，燈泡，200×420cm，2005
桑德羅·基亞、恩佐·庫基、弗朗切斯科·克萊門特、米莫·帕拉迪諾和尼古拉·德·馬利亞是義大利超前衛藝術團體的主要人物，義大利藝術批評家阿奇萊·博尼托·奧利瓦的藝術理論構成了他們的美學導向。在黃建華的收藏系列中，包括了著名超前衛藝術家的許多重要作品。桑德羅·基亞重新詮釋了義大利文藝復興、風格主義和巴洛克藝術的構圖模式和象徵場景，給古典的視覺比喻注入嶄新的、激進的、隱喻的或存在的意義。恩佐·庫基和弗朗切斯科·克萊門特則強調身份的多重性、個體一致的危機以及幻覺和病態幻想帶來的恐慌敘事。桑德羅· 基亞那謎一般、暗示的場景，混亂的人物，促發一種幾近幻覺的氛圍。在這種氛圍裏面，某種強力的、不可控制的、非理性的力量決定著人物的運動、姿勢和方向。這位藝術家沒有提供劇本指引，而是將這些人體都固定在永久的緊繃狀態之中。
在無形力量中掙扎、隨時可能爆發、永久的不穩定、永恒不止的變形，這一切，創造出朦朧的英雄主義。這種新式的英雄主義，以非傳統的方式得以重新詮釋、以諷刺的方式得以重新復興，屬於對英雄主義和尊嚴的不停拷問。因為新式英雄主義中大量的、如畫的動態，並不暗示任何的等級、緊密敘事或結論。不穩定的狀態、內在與外在力量之間臨時及脆弱的平衡、空間的模糊、多種元素和身體之間的關係以及人物那惱人的細節，都營造出一種極其有力、不可知的感覺，與生命攸關又無處不在。這種不可知的感覺表明自身就是事物所處的完全自然狀態，如日常般明顯。米莫·帕拉迪諾的作品代表著一種奇特的，可以説是“拉丁氣質”或古老的憂思，代表著對消失的“黃金時期”的追憶。桑德羅·基亞那詩意的、巴洛克的世界中也表現出對美與和諧的讚美，但是基亞依靠心理鬥爭、顛覆的諷刺，以及他自身在各種地點和時間之間的不穩定狀態和長期游離，打破了和諧。米莫·帕拉迪諾則成功創造出一種強烈的、基於建築學的和古典的秩序。這種秩序僅僅間接地——通過記憶和距離——與我們的日常生活相對應。
隱藏的古典主義、往昔的傑作、建築的秩序都喚起穩定感。但這種喚起只是通過我們的文化記憶所産生的。我們的文化記憶會減低和弱化由於中心、理性、等級和透明度缺失帶來感覺。尼古拉·德·馬利亞溫柔的、內向的、親密的和微妙的繪畫，讓我們感覺到回歸至內在的可能性，回歸至由智性創造的脆弱和諧當中。他的繪畫試圖表現我們渴望並探求可能的——即便是稍縱即逝的——真實和關係。他的作品代表著新風格主義傾向於重新詮釋精神的、純概念的複雜情況。這種複雜情況似乎遠在天邊、不可捉摸、隱匿無形。這些複雜情況並不會在日常生活事件中顯現，而只會出現在微妙的智性組合裏面。這些組合以解構刻板、單一的系統為基礎，為臨時、短暫的系統而開放。如今的和諧，只存在於這短暫、無形、脆弱的概念之中。以佛羅倫薩為據點的雕塑家、畫家羅伯特·巴尼爾將自己定位為接近超前衛美學。他花了數年的時間，參與到超前衛團體的幾個展覽中。即使他的藝術與超前衛的美學特徵相似，但他的視角似乎更體現以重現詮釋崇高為基礎的新浪漫主義。佛羅倫薩的文化傳統有著文藝復興、風格主義和浪漫主義元素，巴尼爾與其密不可分。
他的藝術道路似乎因此把他帶到新浪漫主義的獨特領域，神秘地崇拜著“內在美”。 巴尼爾那些極為脆弱的人物，其存在看似毫無意義，其材料看似幾乎是感官與物體之間的矛盾，這都顯示出另外一個精神特性的世界，在這個精神世界裏面，充滿了激進想像的力量。在這個無限幻想的國度裏，創造出新的不可能之物，變得很有意義。這些人物走在墻上，不受已知現實的局限，夢想著無限自由，脫離傳統潛在力量的禁錮，相互融合在一起。巴尼爾在他的藝術中，創造了一種新的人種。他們是一個時代裏孤獨、自主的“流浪者”。這個時代沒有現實的傷感、沒有現實的英雄主義；他們是新浪漫主義的英雄，代言著獨立、自主和無限現象裏的精神價值。他們的力量在於對無情、屈從和平庸的無聲反抗。
弗朗切斯科·克萊門特 無題，布面油畫，122×152cm，1996
關於羅蘭·艾格
羅蘭·艾格（Lorand Hegyi），1954年生於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是當前歐洲最傑出的策展人和藝術史學家之一，現任法國聖埃蒂安美術館館長。此前曾任維也納路德維希基金會美術館館長，同時也是新落成的那不勒斯當代藝術中心（PAN）的創始人之一。羅蘭·艾格是當今倍受尊敬的藝術史家和藝術評論家。他專注于研究中歐、東歐以及義大利和法國藝壇的現當代藝術，並策劃組織了一系列頂級藝術家的作品展。這些藝術家包括來自中歐和東歐的羅曼·奧帕爾卡（Roman Opalka）、伊利亞·卡巴科夫（Ilya Kabakov）、布拉克·迪米特依維奇（Braco Dimitrievic）、瑪麗娜·阿布拉莫維奇（Marina Abramovic）、茲德涅克·希克拉（Zdenek Sykora）、卡內爾·馬利克（Karel Malich）、拉茲羅·費赫爾（Laszlo Feher）、塔馬斯·亨澤爾（Tamas Hencze）、赫爾曼·尼奇（Hermann Nitsch）、君特·布魯斯（Günter Brus）、弗朗茲·韋斯特（Franz West）、洛依斯·溫伯格（Lois Weinberger）等；以及來自義大利和法國的米開朗基羅·皮斯特萊托（Michelangelo Pistoletto）、阿裏傑羅·波提（Alighiero Boetti）、貝特朗·拉維埃（Bertrand Lavier）、讓·皮埃·雷納德（Jean-Pierre Reynaud）、克洛德·維爾拉（Claude Viallat）、讓·馬克·巴斯塔曼提（Jean- Marc Bustamante）以及安·波西耶與帕特裏克·波西耶（Anne et Patrick Poirier）。其策劃主要展覽為：《藝術的共存：中歐當代藝術展》（1993年威尼斯雙年展）、《抽象與現實：卡西米爾·馬列維奇/馬塞爾·杜尚/約瑟夫·波伊斯作品展》（維也納，1996年）、《房屋、人體與心靈——身份的構建》（維也納，1999年）、《關於空間的概念》（巴塞羅那，2002年）、《索拉雷斯：理想城市或樂觀主義》（2003年瓦倫西亞雙年展）、《藝術的安置：尋找可能的場所》（聖埃蒂安，2004年）、《通向歐洲之路：中歐和東歐藝術展》（聖埃蒂安，2004年）、《施與的人》（拿波裏，2004年）、《微型敘事》（貝爾格萊德/聖埃蒂安，2007年）、《從未尋得的島嶼》（聖埃蒂安/熱那亞/薩洛尼卡，2012年）以及《迷人的不確定性：當代繪畫作品展》（聖埃蒂安，201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