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動畫《裏約大冒險Ⅱ》裏，巴西導演卡洛斯·沙爾丹哈毫不掩飾地植入自己對足球的喜愛——兩撥鸚鵡在叢林裏劍拔弩張地開戰，戰爭形式卻是一場酣暢淋漓的足球對攻戰。鸚鵡們倒挂金鉤、蝎子擺尾、魚躍衝頂，個個兒身懷足球絕技。

        沙爾丹哈的父親是一名專業足球運動員。作為家中獨子，他童年收到的第一個生日禮物就是足球。他自己的球技其實並不怎麼樣，但這並不影響沙爾哈丹對巴西世界盃的熱情。他告訴南方週末記者，他有一件巴西隊服，熱衷於預測比賽，而且早就準備好了跟朋友們舉杯狂歡——假如五星巴西能再次奪冠就再好不過。

        可現在，像沙爾丹哈那樣熱情歡迎世界盃的巴西人卻越來越少了。2008年，支援巴西舉辦世界盃的巴西人，比率是79%；2014年4月，在《聖保羅頁報》的最新民調裏，這一比率已經低於50%了。

        巴西人憤怒于，政府耗資上億美元，用在一個八周的派對上；憤怒于，教育、醫療和根除暴力、毒品、武器等社會問題更需要資金，而這些錢都被足球項目吞掉。迄今為止，巴西政府已為世界盃埋單100億美元以上，而經濟學家們認為，巴西世界盃可能帶來的收益，大概只有35億美元。

        憤怒的急先鋒——一些巴西藝術家們，把整個巴西當成了一塊大畫布，通過塗鴉和藝術表演，他們正在對世界盃的“形象工程”發起抵制。

        仍然是個寬容的政府

        年輕的塗鴉藝術家保羅·伊藤在聖保羅的一幅塗鴉被廣為流傳：一個餓到哭泣的巴西小男孩，拿著刀叉想吃東西，可是盤裏只有一個足球。

        2014年5月13日，距巴西世界盃開幕還有一個月，伊藤在聖保羅一所公立學校的大門外畫上了這幅塗鴉。隨後，他把它上傳到攝影網站Flicker和社交網站上，很快，這幅塗鴉在推特網上的轉發量超過5萬次，在Facebook上的轉發達到4300次。

        伊藤出生在聖保羅的一個中産階級家庭，五歲時隨父母在義大利生活了十五年，也修習現代藝術。畢業後，他回聖保羅開了間藝術工作室。“在巴西有很多做得極糟的事，但我們竟不知從何開始改正。”電話裏，伊藤對南方週末記者説，“我並未否認政府也在為對抗貧窮努力，但我們需要向世界或僅僅向我們自己展示，形勢依然不容樂觀。”

        伊藤的作品大多以巴西市井生活為基調，對社會“不尋常”事件保持著敏感。他畫過一位中年男子，一手捧著鮮花，一手拿著洋娃娃，向尚未成年的幼女獻殷勤。“這在巴西東北部的福塔雷薩並不罕見，那裏‘性旅遊’流行，性交易成了貧民窟少女獲得收入的一大來源。”伊藤告訴南方週末記者。

        伊藤不是惟一一個發聲的塗鴉藝術家。巴西街頭，相關塗鴉隨處可見。“F××K FIFA”是最簡單粗暴的表達；人行隧道的墻上，一個已經瘦到皮包骨頭的大頭幼童，抱著腦袋苦苦乞求，“我要食物，不要足球”。一間普通民居上，足球變成一隻猙獰怪獸，流著口水、張開血盆大口，一口一口吃掉人們得以棲居的房子。

        不只是塗鴉。巴西職業攝影師組成了一個叫“圖片抵抗通訊社”的民間組織。他們拍攝了巴西民眾的各種維權、示威活動，在裏約熱內盧、聖保羅等地展覽。伊藤打著電話從《饑餓男孩》塗鴉的大門中間穿過，也被“抵抗社”的攝影師尼爾森·安東尼拍了下來；另一幅照片中，塗鴉墻上畫是兩位穿著巴西球衣哭泣的貧民窟的孩子，足球奪走了他們的房屋和食物，墻下，現實生活中，一位饑腸轆轆的小男孩正啃著地上撿來的一塊西瓜皮。

        NGO組織“裏約熱內盧·拉巴斯”2013年6月邀請了一批裝置藝術家，以藝術裝置的形式表達對巴西舉辦世界盃的不滿。藝術家們運來一大批印有“國際足聯”標誌的足球，擺放在裏約熱內盧著名的科帕卡巴納海灘，擺成了墓地狀，象徵巴西社會問題帶來的居高不下的自殺率。伊藤參觀了那次展覽，還注意到了藝術家們提供的資料：“巴西是繳稅最高的國家之一，稅收佔了巴西GDP36%，但它們並沒有轉化為國民所需要的充分的醫療和教育服務。”

        在巴西，藝術反抗從1960年代就興起了。街頭藝術家一般不會收到來自政府的警告。伊藤的“饑餓男孩”至今依然保留在聖保羅的公立學校門口。“從這個意義上講，巴西政府還是一個寬容的政府。”伊藤説。

        內馬爾：新偶像？新靶子？

        生氣的不僅是藝術家。曾經的“世界足球先生”、如今的巴西聯邦議員，“獨狼”羅馬利奧此前也公開批評巴西世界盃組委會。更早時，2013年6月，巴西曾有過大規模遊行示威，連維持秩序的警察、負責交通的司機也加入了罷工行列。導火線是政府想在聯合會杯球賽期間將公交車票價上浮7%，這引發公眾抗議，隨後巴西人將矛頭指向政府腐敗、社會不公等問題。巴西人心愛的足球和萬眾期待的世界盃，成了矛盾出口。不過，在巴西遊行示威只是市民們表達政見的常態。

        世界盃前夕，越來越多的問題被推向風口浪尖。巴西為世界盃興建、修繕的12座體育場館投資預算達到40億美元，很多工程被指並無必要。而原本的市政設施、交通建設和公共福利、教育等民生項目，卻因資金匱乏陷入停頓。

        世界盃爭議背後，是巴西長期以來存在的貧富懸殊和腐敗問題。巴西智庫瓦加斯基金會曾公佈一組數據：巴西基尼系數在0.6左右，是全球收入分配最懸殊的12個國家之一。

        像伊藤這樣能説一口流利英語的巴西人很不常見。巴西的公立學校不教授英語，只有貴族學校和部分私立英語學校才會安排英語課。這只是教育問題的一小部分，在巴西，許多孩子無學可上，教師長期發不出工資。

        5月26日，巴西國家隊在前往訓練場地的途中，就遭遇了兩百多名罷工教師的圍堵，教師們高喊：“一個教育者的價值遠比內馬爾重要”，抗議世界盃侵佔教育經費。

        剪著“洗剪吹”髮型的內馬爾是巴西新一代足球巨星，博彩公司看好他將獲得本屆世界盃最佳射手。一直以來，底層的巴西小孩想要改變命運，最可能的方式就是踢球——在這一點上，最新的榜樣就是內馬爾。藝術家的行動和民眾的抗議，的確促成了一些改變——巴西總統迪爾瑪·羅塞夫答應了抵抗者們的部分請求，比如降低公共交通的票價。

        “藝術的目的是進行對話，從這個意義上講，對話的目的達到了。”伊藤告訴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