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準備回歸：名為“ILLUMInations”（illumination意為“發光”，nation意為“國家”）的第54屆威尼斯雙年展（6月1日開幕）昭示著對啟蒙運動（甚至文藝復興）教義的歷史性和審美性回歸。策展人比奇•庫萊格（Bice Curiger，蘇黎世美術館館長、《Parkett》雜誌聯合創辦人，曾經策劃過眾多大型展覽，如“擴展的視域”[the Expanded Eye]等）將通過82位當代藝術家和文藝復興時期威尼斯畫派大師丁托列托的三幅作品回顧明晰、知識、政治和視覺等經典概念。《藝術論壇》主編郭逸安對庫萊格進行了採訪，訪談內容涉及到即將召開的本屆雙年展，以及它在世界範圍內對西方現代性的重新審視。
Katharina Fritsch, Stilleben (《靜物》), 2011， 威尼斯雙年展作品效果圖
郭逸安（以下簡稱“郭”）：本屆雙年展的名稱“ILLUMInations”除了影射啟蒙運動之外，似乎還涉及到溝通傳達的方式，以及傳遞失誤、民族語言及其翻譯和誤讀的問題。
比奇•庫萊格（以下簡稱“BC”）:完全正確。我想出了“ILLUMInations”這個標題，然後仔細想，“哦，你瘋了。”但是在同一個詞裏添加多重含義又有何不好。我的意思是如果只有“光”的意思，那當然就成了一個經典的藝術主題，這樣不僅有點枯燥，而且太抽象。通過強調那個莫須有的尾碼，這個詞具有了一種更加現實的依據，一種不同的語義。
郭：而且這個提法讓我們想到了啟蒙運動和現代性，總而言之就是關於個體與集體、國家與世界的問題。
BC: 對，我看過尼古拉斯•波瑞奧德（Nicolas Bourriaud）的一本書叫《莖上根》（The Radicant， 2009），這本書恰好就涉及到你剛才説到的這些問題。要麼你有一種全球化的混合腔調，説的都是一樣的東西，要麼你就得開始協商（negotiate）：你要保留的價值觀是什麼，什麼樣的價值觀更值得保留。也就是説，啟蒙運動和理性的觀念化一直以來都受到攻擊。但如果你思考人權，那麼顯然，這種現代的傳統還是值得為止奮鬥的。這些價值依舊值得弘揚。
郭：15年來，很多國際性的展覽似乎都試圖想發表關於全球化或者多元民族化的聲明，而往往陷入對經濟全球化的簡單批判，要麼就陷入人類大家庭的幼稚觀念。你的構想是什麼， 回到啟蒙的理想，避免後者的陷阱？
BC: 對於這個問題，我更想從藝術談起，而不是上來就談一大堆文化理論，或者社會學，政治話語之類的東西。雙年展正是一個談藝術的好地方，因為不管怎樣歷史和政治都是唱主角的。那些對雙年展大談世界理論的人會説建立各個國家館是這個時代錯誤。可問題是，就算你抹去場所記憶，你依然會犯這個錯誤。
郭：你這次挑選的很多藝術家在其藝術創作中都反映了作為一種已然現象的區域問題，就像你説的，國家館項目中暗含的東西那樣。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而且如果説對於民主化的重新發現是整個世界的一種訴求，那麼你策劃這次展覽是否涉及到中東的騷動，或者説得更大一些，涉及到對國家和城市未來安定的迷茫？
BC:有一個義大利藝術家，叫Norma Jeane，他的作品就觸及了埃及革命的問題。他的東西不錯，要知道，參加這次展覽的一共有82位藝術家，我希望能看到這樣的東西出現。
郭：而且你佈置了接納這些偶然性的臨時場所，比如藝術家Franz West、Oscar Tuazon、 Monika Sosnowska和宋冬的作品。
BC: 我管它們叫“parapavilion”。在國家主題館之外，這些“parapavilion”是一個另外的空間，其中藝術家們（例如Oscar）可以製作容納其他藝術家作品的雕塑。然後我們邀請Asier Mendizabal在Oscar的作品中展出作品，因為Mendizabal的投影幻燈作品在軍械庫（Arsenale）這樣的地方很容易被忽視。Franz West的館很有意思，當我問他要不要也建一個“parapavilion”的時候，他立刻表示：“我要把我在維也納家裏的廚房在威尼斯重新建造出來，不過會讓它內外顛倒。”他在自己家的廚房裏本來就有很多朋友的作品，而現在他要把這些作品原封不動地佈置在這件廚房作品的外部，也就是説在這次展覽上會額外出現20幾位藝術家。而在廚房內部展覽的將是Dayanita Singh的投影作品。
郭：上一屆雙年展著重強調了參與情境與事件性的作品，這是對Pontus Hultén遺産的繼承，而且那些展覽與行為表演和教育有關。
BC:嗯，這次展覽也有一個類似的短期作品。Gelitin打算用一個熔古代玻璃的爐子熔一噸玻璃，然後澆到軍械庫花園的草坪上。等冷卻之後遊客就可以在上面行走，在他們腳下就會發生破裂和移動。這是一種社區生活，過來做點什麼。另外旁邊還有音樂演奏。
郭：那麼，換一個全然不同的角度，我們看到，丁托列托的作品富有戲劇性，你選擇他的作品是給誰觀看的？這種彼此不同的歷史階段是如何被放在一起進行比較的？
BC:丁托列托非常具有試驗性，我之所以選擇他的作品是為了探討模式的問題，包括藝術世界的模式、當代藝術公眾的模式、古典藝術觀眾的模式等。我們這代人曾經反抗過在我們德國被稱為的“文化資産階級”（Bildungsbürger）：被標準化了的西方文化，我們要知道哥德、席勒，披著中産階級知識分子的外衣。我們對此産生了質疑，因為我們這樣做的結果在某種意義上就是喪失自我。今天，我們需要重新討論問題，什麼是文化，什麼是藝術，在一個全球化的世界裏，文化與藝術的基礎是什麼？
郭：有沒有這樣的危險：你將丁托列托的作品放在這次展覽上是為了在西方高級文化的核心地帶建立這些基礎？或者説在威尼斯舉辦的雙年展必然會帶有西方中心論的意味？
BC:當然，有的人根本不管實際情況，對威尼斯指手畫腳，好像威尼斯是個大都會。我們應該誠實一些，從我們實際所了解的情況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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