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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衛·霍克尼和《水邊的大樹》
用iPhone作畫
整個夏天，大衛·霍克尼只做了一件事——躺在英國布裏德靈頓家中的床上，用iPhone捕捉太陽從海灣中升起的瞬間。他使用Brushes，這是一種專門為iPhone和iPodTouch開發的畫圖軟體，以及他的大拇指繪畫。每當他畫完一幅畫，他都直接用郵件發給二十幾個朋友共用。天氣好的時候，每個朋友在早餐前就能收到6幅他的原創畫作。霍克尼可不管這些朋友能不能理解並欣賞他的畫，“他們知道，如果他們收到我的郵件，他們不必回答。那些畫是純粹的愉悅，也是免費的。”而現在秋天已至，初升的太陽不再經過霍克尼的臥室，“我必須起床，穿過走廊去作畫，那種感覺可大不一樣了。”
霍克尼雖然早已到了退休的年齡，工作的繁忙程度卻絲毫不減。即將在紐約舉辦的個人畫展，新開張的諾丁漢現代畫廊，以及在2012倫敦奧運年舉辦的畫展，都在等著這個72歲老人的加入。“工作讓我年輕。”霍克尼説。拜訪他布裏德靈頓的家的客人，常常會在破曉前被霍克尼叫醒，一起去觀察清晨第一縷陽光灑在樹上的景象。
霍克尼和他的同性伴侶約翰·菲茨波特，以及助理讓-皮埃爾一起住在這幢望海的房子裏。走在路上，霍克尼常常被鄰居們攔住，詢問他又有了什麼新的繪畫方法。iPhone只是霍克尼作畫的新寵。在它之前，他還用傳真機、影印機、寶麗來快照，甚至電子刨筆刀做過實驗，並取得了成功。
《水花》
叛逆的畫家
1959年，當霍克尼進入英國皇家藝術學院學習時，抽象主義是繪畫界的主導。但霍克尼可不管這些，他的畫充滿象徵主義，通常色彩明艷大膽，且帶著原始主義畫派的感覺。此外，他公開意指同性愛情的畫作也讓他臭名遠揚——當時在英國，同性戀行為不合法。
然後，霍克尼又大舉進攻肖像畫。他顛覆了英國傳統肖像畫的風格，為其中注入了更多的情色意味。因而，他也一舉成為上世紀60年代倫敦的文化標誌人物。他代表了那一代人的自信，他們可以顛覆任何東西。
1964年，霍克尼遷居好萊塢，只因為那裏有充足的“陽光、海水和性”。他的這個舉動震驚了整個倫敦藝術界，但更令人震驚的還在後頭。一到好萊塢，他就把自己的深色頭髮染成金色，並大膽嘗試波普風格。在那裏，他創作了著名的“游泳池”系列畫作，畫面幾乎被藍色統治。之後，霍克尼的色彩運用越來越大膽，而風格卻趨近於簡樸的現實主義。1966年到1967年，他創作了《貝弗利山的家庭主婦》。這幅畫高12英尺，畫中，收藏家貝蒂·弗裏曼穿著粉色長裙站在游泳池邊。去年5月，這幅畫以790萬美元的高價被拍出，這也是霍克尼最貴的畫作。
那之後，霍克尼不斷嘗試不同的繪畫風格，毫不在意藝術界怎樣評價他的作品。他花了數年的時間，設計舞臺布景和演出服裝，而這些在所謂正統的藝術家看來根本談不上藝術，只是設計而已。
霍克尼對攝影也很著迷。上世紀70年代，他開始把寶麗來快照加入到創作中。他喜歡走進學校，在人群中拍攝多重視界的效果。之後，他又嘗試過影印機、鐳射掃描和傳真機。
“我起先想，‘啊，這是為聾啞人準備的電話。’”霍克尼談到傳真機創作，“然後很快我就意識到，我還可以用它來畫畫。”
霍克尼個性好奇，對什麼都愛嘗試。他還愛對人吹噓自己很有常識。“我在洛杉磯的時候，總是在床邊備一雙拖鞋。因為我聽説，地震的時候，你弄傷自己的唯一方法就是一腳踩到地板上的碎玻璃。我的車庫門上有個手動開關。上一次遭遇大地震的時候，整個貝弗利山停了一天的電，沒人能把車開出車庫，除了我。”此外，他的車裏也總備著應急補給：一瓶水和一包煙。
但霍克尼最令人驚訝的決定是在1999年，他停止創作長達2年，併發展出了一個引起廣泛爭議的理論：早在15世紀，照相機還沒出現前，西方的畫家利用鏡子和透鏡幫助作畫。他在自己2001年出版的書中發表了理論，卻只在讀者中造成了“大師們靠欺騙的手段作畫”的結論，而這並不是他的本意。
大衛霍克尼
回歸風景畫
在英國，霍克尼被人們稱為“英國活著的最出名的畫家”，也有人認為他不過是藝術史上無足輕重的嘻哈之士而已。
“他的作品令人難以抗拒，就像人們難以嚴肅看待它們一樣，”藝術批評家羅貝塔·史密斯説，“他掠過藝術的表面，從早先的大師身上隨意借取自己想要的東西。”
但也有很多人喜歡霍克尼的探索和創作。他的擁護者認為，他可以自由地從上世紀60年代穿梭到現在的藝術流派，“他叛逆的性格，以及他拒絕被人定義，讓他在青年藝術家中非常受歡迎。” 紐約惠特尼美國藝術博物館的克裏斯·艾爾斯説。
而霍克尼對英格蘭風景畫的回歸也出乎了許多人的意料，人們認為這是一種倒退，因為風景畫是過去的東西，但霍克尼可不在意別人怎麼看。
在他眼裏，他對自然風景的興趣來得很自然。他出生和成長在布拉德福德，那是一個煙霧重重的工業城市。他的父親肯尼思是一個嚴格的禁煙主義者，但他的5個孩子個個都是大煙槍。肯尼思還是個奇怪的寫信愛好者，給赫魯曉夫、甘地以及埃及前總統納賽爾都寫過信。
小時候，霍克尼常和弟弟約翰在家門口轉悠，希望有車的鄰居能載他們一程到別的小鎮，比如SPA小鎮哈羅蓋特去。香艷的SPA，以及霍克尼在那裏創作的早期繪畫，直到今天還在他身上留有痕跡。那時每到夏天，霍克尼就去海邊的農場打工，“就是做些壘壘稻草的活兒。其餘的時間裏，我就騎著車到處兜風，”他説，“我愛上了那裏的生活。”
到了上世紀70年代，霍克尼的兄弟姐妹開始往東部的海邊搬遷。1989年，他為母親和妹妹在海邊買了一幢房子，自己也經常從洛杉磯飛回英國探望母親。“我是家裏唯一沒有結婚的兒子，通常未婚的兒子會回家和母親一起過耶誕節。”他説。
在旅途中，霍克尼開著車，發現自己對車窗外的風景有了新的認識。加州沒有明顯的四季之分，缺少一種迴圈交替的感覺。但這一切，在故鄉都能找到。回到洛杉磯，他開始依靠記憶畫約克郡的風景。2005年，他搬回了英國居住。
布裏德靈頓的生活安靜，和好萊塢大不一樣。但對現在的霍克尼來説，卻再好不過。在過去的30年間，他一直在和家族遺傳的失聰作鬥爭。他戴著電子助聽器，可以和人進行一對一的交談，可一旦置身嘈雜的人群，他就迷失了。
不過，失聰反而讓霍克尼對空間的觀察力更強，尤其是對光和影的效果把握更加敏感。“以前，我一直很奇怪，為什麼畢加索對音樂毫無興趣，”他説，“他是個樂盲。但他卻能極度準確地把握繪畫中的明暗對照。他從圖像裏看到的音符比任何人能聽見的都多。”
畢加索一直都是霍克尼的參照對象，這尤其反映在他的後期作品裏，仿佛他年紀越大，反倒看得越清楚。“1973年，我去亞維農看過他的後期作品，”霍克尼回憶道，“我是和道格拉斯·庫珀一起去的，他是個畢加索的專家。去之前，道格就告訴我，這些畫不怎樣。但我執意要去。看了一會兒，我對道格説，‘或許你不感興趣，但這些畫是關於老人的。’有幅畫，一個老人，兩腿扭曲地倒在地上，一個女人試圖扶起他。只有最偉大的畫家才會畫出這樣的主題：，比如倫勃朗和凡·高。安迪·沃霍爾是畫不出這種畫的。”
而霍克尼自己喜歡畫樹。他的畫作通常很大，尤其是關於樹的畫，有一些長達40英尺。霍克尼把大畫布裁剪成小而便攜的畫布，這樣就可以自由攜帶到室外去。去年，他把自己的代表作之一《水邊的大樹》捐獻給了泰特現代美術館。而現在，他在布裏德靈頓有一個1萬平方英尺的工作室，裏面燈火輝煌，可以讓他畫更大的畫。“我在洛杉磯可沒有這麼大的工作室。”他興奮地説。
“人們問我，”他説，“‘在布裏德靈頓是不是挺無聊的？因為這裡很閉塞。’我説：‘不，這裡很不錯。因為這裡有我的工作室和我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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