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者按：著名的《伏羲女媧》圖、小河墓地的木乃伊、彩繪泥塑打馬球俑、銅車馬儀仗俑群、多件敦煌壁畫臨本與佛像模型……這些來自新疆、甘肅等地的中國文物眼下正在南韓國立中央博物館舉辦的“絲綢之路大文明展”(韓方名“絲綢之路與敦煌”)上展出。正是它們見證了絲綢之路的興盛與荒涼，繁華與荒廢。
遼闊的歐亞大陸上有著古代人類難以逾越的高山、峽谷、沙漠、草原，但是東西方之間並不是如人們想像的那樣相互隔絕。在中國北方的草原、荒漠的綠洲之間就存在著不連貫的貿易之路，這些小路的走向大致可以認為是絲綢之路的雛形。距今5000年左右，以黃河為中心的農業文明已經形成，稍後，北方遊牧民族也日漸強盛。中原文化的不斷向外擴展和北方草原文化的向南滲透，加速了農耕文明與草原文明的交融。馳騁在北方草原上的塞種、戎狄、匈奴、月氏、烏孫等遊牧民族把中國與中亞、西亞等地的各個沙漠綠洲連接起來，成為東西方文化交流的使者，他們帶來了草原民族的生活習俗和物質文化，同時也將華夏文明遠播中亞、西亞和歐洲。早期的這條連接歐亞大陸的通道並非以絲綢為主要交易物，在河南安陽西元前13世紀商王武丁的配偶“婦好”墓中就曾發現來自新疆的和田玉。在新疆阿拉溝墓地、寧夏固原、內蒙古鄂爾多斯等地也發現了大量的草原遊牧民族文物。其族屬雖不能一一確定，但其文化面貌的獨特性與整個歐亞草原的共性引人注目。
西元前174年左右，大月氏被匈奴擊敗後，自河西走廊西遷至今新疆伊犁河流域，到西元前174年至前161年，匈奴再次迫使大月氏遷至阿姆河。這一系列大規模的民族遷徙説明出入河西走廊與聯通中亞、西亞的道路已為遊牧民族所熟悉。這一連串的事件像投入平靜水面所泛起的漣漪，導致了一系列歷史事件的發生。西漢王朝經過文景之治，國力步入鼎盛時期。西元前139年，漢武帝獲知大月氏西遷的消息後，派遣張騫率領使團前往大月氏，以便東西夾擊匈奴。張騫于西元前126年返回長安。中國史書把張騫的首次西行譽為“鑿空”，意為空前的探險，這是歷史上有記載的中國官方派往西域的第一個使團。漢武帝動用國家力量打通西域，開拓絲綢之路，在河西走廊建郡設關保障暢通，為抵禦匈奴騎兵進犯，漢武帝兩次派軍西征，引進大宛汗血寶馬，使得漢代養馬業和騎兵得到長足發展，甘肅武威雷臺漢墓出土的銅奔馬及銅車馬儀仗俑，可謂這一歷史發展之見證。早期絲綢之路上接力式的貿易方式至此變為由政府支援下的直接貿易，絲綢之路把長安和羅馬之間傳遞式地連接在了一起——成為自東亞黃河中游起，經中亞、西亞進而連接歐洲、北非的東西方交通線，是亞歐大陸的交通大動脈。1877年，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F.V.on.Richthofen)將這條著名的交通線命名為“絲綢之路”。西漢于西元前60年在西域設立了西域都護府，絲綢之路逐漸步入了繁榮時期。中國絲綢西傳至羅馬帝國後，備受貴族青睞，各國的使者和商旅將中國精美的絲綢源源不斷地運往波斯、羅馬，交換來了歐洲、中亞、西亞的金銀珠寶、珍禽異獸、寶馬良駒等。塔裏木盆地的營盤墓地土著文化因素與東、西方文化因素共存，表現出極為豐富的文化內涵，對研究當時絲綢之路的貿易、交通、中西文化交流都有著極為重要的學術價值。
東漢以後，隨著中國的分裂、北方民族的入遷，絲綢之路東段的交通陷於半停頓狀態，隴右河西相對穩定，保證了絲綢之路的暢通無阻。寧夏固原作為歷代西北軍事重鎮，絲綢之路東段北道的必經之地，成為中原農耕民族、草原遊牧民族以及西域各族頻繁交往之地，各種文化相互碰撞、融合，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地方文化。
西元7世紀隋唐時期，中國再次統一，其面向世界的開放政策，使東西方的物質和文化交流更加廣泛，唐朝擊敗突厥設立了安西四鎮作為中央政府控制西域的機構，絲綢之路再度繁榮。此時往來于絲綢之路不僅僅是商人和士兵，傳法的僧人、尋求理想信仰的哲人學者也加入進來。大規模的貿易活動極大地豐富了唐代物質和精神生活，長安城成為當時世界大都市，珠寶、首飾、金銀製品、玻璃寶石這些中國前所未見的奢侈品令人目不暇接。許多來自其他地方的胡人也把這裡當做自己的家園。那時，在絲綢之路上最活躍的商隊是由中亞粟特人組成的，在長安城，到處都能看到粟特胡商活躍的身影。20世紀初，相繼在西安附近發現北周時安伽墓、史君墓、康業墓3座粟特古墓，表現胡人形象造型的文物也成為唐代的一種時尚。同時在唐代的西域地區也大量出現了與長安風格完全一致的文物。而寧夏固原來自中亞的粟特人昭武九姓之一史氏家族墓地，出土文物保留了鮮明的民族、宗教(祆教)特點，同時具有唐朝中原特色的文物，如壁畫等。
安史之亂(西元755年至762年)後，唐王朝在西域的地位被吐蕃所取代。同時，中國的經濟重心逐漸轉移至長江中下游流域，絲綢之路逐漸走向衰落。隨著南方經濟的發展，造船及指南針等航海技術的發展，海上貿易興起了。
西元13世紀，成吉思汗及其子孫孜孜不倦地開闢著廣闊的疆土，沿著草原橫掃亞歐大陸，將其連成一體，摧毀了以往在絲綢之路上的大量關卡和腐朽統治。絲綢之路已經在相當程度上成為其重要的交通路線，不僅把草原絲綢之路聯手起來，也把河西走廊的絲綢之路，以及四川、雲貴通向南亞的南方絲綢之路，還有中國東南沿海與波斯灣、地中海及非洲東海岸的海洋絲綢之路聯繫起來，東西方經濟文化交流暢通無阻，進入了最為繁榮發展的階段。不過，沿著絲路行進的人不再是相望于途的商人，而是那些以宗教信仰和文化交流為使命的人們。馬可·波羅和長春真人的遊記從側面反映了絲綢之路的衰落與荒廢。那些曾經的綠洲和曾在絲綢之路中起過重大作用的古國不復存在，成為了流沙中寂寞的遺跡。
人們常説的沙漠綠洲絲綢之路自長安西行經隴東或固原至金城(今蘭州)，穿過河西走廊的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四郡，出玉門關或陽關，過白龍堆到羅布泊地區的樓蘭。由樓蘭分南北二道，北道西行經渠犁(今庫爾勒)、龜茲(今庫車)、姑墨(今阿克蘇)至疏勒(今喀什)，南道自鄯善(今若羌)，經且末、精絕(今民豐尼雅遺址)、于闐(今和田)、皮山、莎車至疏勒。由疏勒越蔥嶺(今帕米爾)，穿越茫茫中亞進入伊朗高原，再向西來到小亞細亞和阿拉伯地區，橫渡地中海到達歐洲。絲綢之路的東端起點一般認為是長安(今西安)，實際上，隨著中國王朝的更疊、政治中心的轉移，長安、洛陽、平城(今大同)、汴梁(今開封)、大都(今北京)都曾經先後做過絲綢之路的起點。
絲綢之路給中華民族甚至全人類留下了豐富的文化遺産。正如“絲綢之路”的名稱，絲綢是貿易的主體，作為一種貴重的奢侈品，也是中國歷代王朝饋贈外國的禮物。交換來的商品主要是金銀珠寶等奢侈品和奇禽異獸、寶馬良駒以及葡萄、苜蓿、核桃、胡蘿蔔、芝麻、黃瓜、石榴等農作物。這一切為東亞地區的日常生活和飲食起居增添了更多的選擇。其中許多作物被廣泛種植，改變了東亞大地的植被。而皮草、藥材、香料、玉石、珠寶首飾、金銀器則使絲綢之路具有了諸如“玉石之路”“香料之路”的別稱。通過絲綢之路，中國的絲織技術、造紙術、印刷術遠播四方。佛教沿著絲綢之路傳入了中國，並在中國發展壯大;而祆教、景教、摩尼教也相繼傳入。
黃沙漫漫、駝鈴陣陣，絲綢之路將古代中國、印度、波斯、羅馬、阿拉伯等不同的文明連接在一起，不斷進行著政治、軍事、宗教、科技、文化、商業貿易等諸多方面的交流。這條發端于長安的貿易之路，是地理大發現之前，地球上唯一有效的東西方聯繫之路。如果沒有絲綢之路，我們將難以想像歷史會如何發展，人類的文明進程又將如何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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