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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近兩年經濟不景氣的影響，今年5月的英國大選備受各界期待，經歷金融海嘯的巨大創傷，英國各界都期待一個強有力的新政府能引領國家走出陰霾、重建經濟。根據英國傳統，政黨政治與文化藝術創作一直保持“一臂間隔”的距離，即政府對文化藝術事業的贊助、公共撥款等不得干涉藝術創作;而文化藝術也極少成為政黨競選的重點。在今年的大選前，各黨派的競選宣言中就鮮有提及文化藝術，保守黨宣言的文化、媒體和體育部分更只有短短300多字。然而，一向依靠公共撥款和基金會贊助的美術館、博物館、工作室等非盈利文化機構受到今年經濟狀況的牽連，在各地區議會的經費縮減浪潮中遭受重創，因此，大選結果及新政府在公共文化藝術方面的政策讓一向與政界保持距離的文化藝術行業陷入了緊張的期待。5月7日，大選拋齣戲劇性的結果——三個政黨均沒有取得超過半數的326個議會席位，形成了自 1974年以來第一個無多數議會(Hung Parliament)。5月12日，保守黨黨魁卡梅倫宣佈與自由民主黨組成聯合政府，打破了工黨連續13年的執政。選舉中，保守黨承諾擱置加稅計劃，並從政府行政、公共事業等方面節省開支、縮減預算以減少財政赤字。不加稅承諾無疑成為贏得中上階層的選票的有力籌碼，然而，縮減預算的決定也印證了公共文化藝術業界的憂慮，讓本來就不明朗的行業前景更現出一片愁雲慘霧的氣象。
選舉前，業內人士的憂慮主要集中在三點：1、現行的公共博物館門票免費政策是由布萊爾領導的工黨政府于2001年提出並執行的。在免費政策實施後的前五年中，英國博物館的觀眾人數增加了83%，這一政策的意義不僅在於為博物館帶來更多進門客，更大大降低了社會底層低收入人士、少數族裔等人群享受公共文化生活的門檻，促進了工黨的社會包容方針(Social Inclusion)的實現，甚至被認為是英國政府文化政策的基石。2007年，泰特美術館館長Nicolas Serota、大英博物館館長Neil MacGregor以及英國國家美術館館長Charles Saumarez Smith就曾聯名寫信至《衛報》，稱讚博物館免費政策是工黨政府“最為重要的成就”，並呼籲保守黨尊重和保存這一原則。儘管在今年的大選前，保守黨也在媒體採訪等場合承諾保護文化遺産事業和公共博物館的免費措施，但這一承諾能否得到兌現仍是懸念。一旦公共博物館恢復收費，影響顯然不僅在於遊客數量和機構收益。2、20世紀80年代的老保守黨曾經反對公共資金流向藝術，政黨的形象也靠近上層階級、排斥移民，被認為是“富人的政黨”，這樣的政黨領導下的文化藝術事業被認為會更傾向於所謂“白人主流文化”、“高雅文化”(Posh Art)，而先鋒前衛藝術、小眾文化、獨立機構等則難免遭遇冷落，極不利於多樣性發展，甚至影響工黨苦心經營的包容性社會文化。3、隨著2012倫敦奧運的臨近，政府對藝術、體育、文化事業的預算會優先考慮奧運相關事項，這讓本來就激烈如戰場的文化藝術經費競爭更趨白熱化。遭到經費縮減的機構則不得不另辟蹊徑尋求生存之道——或者説，這已經是英國整個非盈利文化藝術行業都不得不面對的境遇。根據大選前一個月英國藝術基金會(Art Fund)的調查顯示，全英276家受訪博物館中有60%的機構都認為應對大選後不可避免的經費縮減是機構目前最大的挑戰。
新政府、新人事、新政策
5月13日，卡梅倫宣佈了新任內閣的部分名單。從2007年保守黨影子內閣改組時開始擔任影子文化大臣的亨特(Jeremy Hunt)走馬上任新職位“文化、奧運、媒體與體育大臣”(原為文化、媒體與體育大臣，奧運事務另有獨立部門處理)。以一等榮譽學位畢業于牛津大學、喜歡跳拉丁舞的亨特被認為是一個“聰明、體貼、風度極好又和藹可親的人”，是那種“你會想帶回家介紹給媽媽認識的男性”。不同於許多保守黨同儕的嚴謹低調，亨特從擔任影子大臣時就樂於出席藝術活動場合，並高談闊論他鍾情的樂隊和書籍，甚至在Twitter上公佈他為剛出生的兒子取小名為“小虎”(並説這是因為今年是虎年)。他被認為是一個“懂”藝術的人—“不僅僅認識到藝術作為英國公眾生活的奢侈調味品的價值，更懂得藝術作為這個國家的靈魂血液的重要地位” (5月13日《衛報》專欄評論)。英國媒體與公眾對亨特的評價頗高—一方面，他有公共文化藝術事業的相關經驗、有品位;另一方面，他的活躍、親切與渾身散發的個人魅力也恰好與保守黨卡梅倫和自民黨克萊格共同組成的年輕內閣非常“對味”。
而在政策方面，新保守黨繼承了前任內閣文化大臣裴農(James Purnell)提出的“卓越藝術”的理念，從觀念上提高了藝術在國家前途發展中的地位。這位工黨文化大臣在2007年發佈的McMaster報告中，把原工黨政策下藝術作為社會民生政策助力的地位完全調整，改為關注藝術本身的內在價值和品質，追求“卓越”的藝術。這份報告被認為是近年來工黨最為重要的文化宣言。而追求“卓越”的口號則在今年的大選中被保守黨政府所利用，認為其有助於恢複國民對國家經濟和世界地位的信心，也符合保守黨的“精英”形象，甚至被用作為保守黨新政的中心思想。亨特笑言他的工作就是利用文化藝術為保守黨的死板形象“排毒”。他提出了新政府在公共文化藝術事業的三點原則：
1.推動公共藝術撥款和私人藝術贊助的結合發展，更著力於慈善事業的推廣;
2.通過保留公共博物館和美術館的免費政策及各種教育項目向全民提供欣賞高品質藝術的通道，保證盡可能多的人享受文化生活;
3.重申政治與文化藝術的“一臂間隔”原則，保證撥款決定不受政治影響。
那麼，新政府、新人事、新政策在公共文化藝術方面到底搬出了哪些具體改變呢?
天平的兩端：新政策面面觀
亨特在大選前後各種採訪中都提過，受鉅額財政赤字和金融海嘯後遺症的影響，公共事業領域的經費縮減是無可避免的，文化藝術自然也是受災戶之一，其中一個縮減的大部就是行政支出，包括文化部(Department for Culture, Media and Sport，簡稱DCMS)及其下的英格蘭藝術委員會(Art Council England，簡稱ACE)、顧問機構和周邊機構等。5月19日，亨特在倫敦發表演説，宣佈DCMS將縮減6100萬英鎊(本文貨幣單位皆為英鎊)預算，為填充政府的6.2億財政赤字作貢獻。其中包括縮減倫敦奧運交付管理局(Olympics Delivery Authority，簡稱ODA，是負責倫敦奧運籌備和運作的獨立機構，類比北京奧組委)的開支達2700萬;DCMS內部各機構整體縮減預算 3%;ACE預算縮減約500萬。對此，亨特解釋道：“我明白這些決策不是一般的令人難以接受，但現實是我們所面對的是一個極端困難的局面——公共事務支出遠超政府負荷。幫助經濟回到正軌並修複國家的金融體系是目前政府所有部門的首要任務，尤其是藝術和文化這類可以從私人資金大量獲益的領域。”不管這位新大臣的説辭多麼委婉動聽，DCMS的決定無疑令已經在經濟衰退中舉步維艱的公共文化藝術事業雪上加霜。目前，這些縮減已經開始影響到各個機構的實際運作。例如，各地區議會都提倡其下機構推行“吝嗇的文化”，即要求機構在各個方面節省開支，鼓勵員工儘量少請假，甚至在能源電力等方面省錢，一些暫時空缺的職位也被取消。
幸而，亨特也給業界帶來一些好消息，他表示將會通過各種渠道保證藝術、文化遺産和體育事業每年各自增加5000萬收入。首先，政府將對文化彩票基金(Heritage Lottery Fund，簡稱HLF)的使用進行改革。源於1994年的HLF原定用於發展藝術、文化遺産、體育與公益事業，創立至今已為這些事業的發展貢獻了超過8 億。然而，工黨執政期間基金被挪用於公共衛生、教育等事務,博物館、美術館等文化機構的建設也與地方經濟重建和城市規劃緊密聯繫，因為被政府用於政績建設而屢遭詬病。作為新政的第一條措施，亨特提出恢復基金最初的願景，“為藝術而藝術”，保證藝術、文化遺産、公益事業在2012年前每年各獲得基金總收入的 20%，並督促大彩票基金(Big Lottery Fund，簡稱BIG)專門資助志願團體和社區機構，剩餘的40%由基金自由支配。亨特表示，這20%的比例只是暫時性的，在奧運會之後，文化藝術事業將會獲得更高比例的資助。
其次，新政府提出了“培養付出的文化”，準備對捐贈、慈善事業進行大幅改革。第一是對“禮物援助” (Gift Aid)政策的改革。Gift Aid是由英國收入稅制度延伸的稅費減免政策，允許個人以現金形式向慈善機構捐款，經過申報和認證後獲得從18%到40%不等的收入稅減免(關於各國對藝術捐贈的稅費優惠，請參閱本刊2009年8月刊《可稅前扣除的捐贈與民營美術館》)。新政對這一制度的改革主要在於建立新的減免稅率系統，簡化捐贈和申報步驟，並且鼓勵慈善機構把獲得的捐贈投入到長期的公共設施建設，希望這些投入可以獲得實際的回報，而不僅僅在於填補機構的財政空缺。第二，是鼓勵“替代收入”政策(Acceptance in Lieu Scheme)，允許納稅人以向國家捐贈重要藝術品或文物以代替遺産稅的一部分，捐贈品將會進入國立博物館、檔案館或圖書館的收藏。第三，鼓勵私人對傑出藝術機構的長期贊助，以恢復自經濟衰退以來大幅減少的私人捐助。目前，英國大部分公共博物館都接受以商業合作、展覽冠名、櫥窗展示等形式進行的捐贈，例如 V&A博物館就與匯豐銀行、Topshop流行連鎖等商家進行聯動，但還沒有建立起美國博物館界流行的榮譽理事會制——慷慨的捐贈者可以進入博物館的理事會，參與機構的運營事項。新政府此舉是有意引進類似的系統，讓非盈利文化機構更多地從私人資金受益。
好消息，然後呢?
雖然亨特充滿熱忱，新政府對改革的決心也讓人信服，但是就已經公佈的方針和政策來看，業界仍然面臨許多難題。首先，最明顯的一點就是，改革中許多政策的受益者都是大型的公共機構，例如HLF、私人長期贊助等——商家顯然希望自己的品牌出現在倫敦市中心的大博物館，而非邊緣小城的地區小展覽中。然而正是那些小型的獨立機構、社區機構更難受到一般大眾或商家的青睞，因而難以獲得贊助，在財政上捉襟見肘。而對於文化藝術機構自身來説，在經費逐漸減少的困境下，機構內部各部分的投入比例也要相應調整，以維持機構生存為要。其中一個方案便是著重舉辦吸引眼球、吸引外地遊客和相應收入的“大製作”，而相應減少實驗性前衛展覽或嚴肅學術性展覽的投入，甚至縮減收藏、研究經費以及裁減人員。內外因結合的結果是，大型機構或許不會在這場風暴中受太大損傷，但長遠看卻不利於文化藝術的多元發展。牛津大學、“富人政黨”出身的亨特是否能夠做到除了去泰特美術館為“大製作”剪綵以外，也關注到小型機構和獨立機構的生存狀況，把錢用在真正需要的地方呢?抑或是，建立起大博物館獨大的文化寡頭政治?這正應了之前人們對保守黨的商人本質的質疑。
此外，在英國，許多獨立藝術家是通過與美術館等文化機構合作，獲得佣金或委託金而生存、創作的。這些機構的經費減少，連帶也讓賴以生存的藝術家受到衝擊。格拉斯哥現代美術館策展人Jean就曾打趣道：“許多美院的學生跟我抱怨説沒米下鍋，我就跟他們説，向我學習，找份正經工作吧!”再有，保守黨在移民政策上對外來移民的步步緊迫，也可能引發行業內勞動力的換血。英國以創意文化産業和文化藝術教育聞名于業界，目前，在博物館、美術館、商業畫廊、設計、教育各行業的從業者，以及為數眾多的獨立藝術家中，不乏來自非歐盟國家及亞洲各國而又未取得移民身份的人，他們中的大部分將不得不在越來越苛刻的簽證標準下離開英國。
另一方面，目前的境遇也許反而為旅英的中國藝術工作者帶來意想不到的機遇。由於中國日漸提高的國際地位以及藝術家群體、收藏家群體和藝術機構的日益活躍，英國藝術界也開始盯緊這個巨大的市場，有意發展與中國相關的項目。例如明年2月將在蘇格蘭伯勒爾收藏館(Burrell Collection)開幕的《晚清碎影》展覽近日就從政府獲得一筆經費，策展人透露撥款針對的不是展覽本身，而是展覽開幕安排在中國農曆新年期間，有助於發展社區合作和吸引更大的觀眾群體。對於有意在英國發展的藝術工作者來説，這正好印證了“危機就是轉機”的説法。
排除各種不明朗因素，對於一個剛剛滿月的新政府來説，一切對政策的評論都言之過早。目前可以確定的是，卡梅倫政府帶來的新氣息為英國的經濟復蘇帶來了希望，而文化藝術則在這個雄心勃勃的計劃中被賦予了重要的角色。正如亨特所説：“對我來説，文化不只意味著創意工業産生的職位，也不只是它所帶來的經濟影響，不只是那些數百萬人涌向電影院、劇院、博物館和美術館所能欣賞到的東西。文化更是對我們作為一個文明國家的定義，文化幫助我們了解和分析周圍的這個世界，甚至逃離它 ——而我們只會因此而變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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