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荷蘭風格派的旗手、達達主義的先鋒、未來主義的鼓吹者……提奧·凡·杜斯堡曾與畫家蒙德里安一起夢想以三原色和方格裝飾世界，然而他迅速捲入現代主義運動的洪流中。某種程度上説，他就代表著20世紀初的時代精神——充滿夢想、活力與創意。日前，英國泰特美術館舉辦以“凡·杜斯堡和國際先鋒”為名的藝術展，追溯一個世紀前這位藝術家的成就與影響。
凡·杜斯堡對於20世紀初期的前衛藝術運動的影響甚大，在400件展品上可以感知——泰特同時蒐羅了蒙德里安和阿普的繪畫，裏特弗爾德的傢具和布蘭庫西（Brancusi）的雕塑。泰特美術館的展覽或者意味著世界重新拾起了一個世紀前的這位現代主義運動家，試圖給予杜斯堡以應得的榮譽。
“風格派”領袖杜斯堡：
停不住的“蒙德里安”
這是進入新世紀後第二個十年，世界飽受政治衝突、社會緊張局勢和經濟危機的威脅。有一種深刻而普遍的思潮，認為人類需要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這不是2010年的狀況，而是大約一個世紀前的時代精神。
當時，一小群荷蘭藝術家和建築師聚集在一起，他們有一個共同的野心，以更純粹、更美好的直線設計世界——只有直線。從傢具到字體，從繪畫到詩歌，極富創造力的“荷蘭風格派”（De Stijl）運動開始著手重新設計世界。而今，這群藝術家成為英國泰特美術館的展覽主題，他們中最著名的當屬彼埃·蒙德里安（Piet Mondrian），20世紀藝術的旗幟性人物，然而這個展覽卻是以另一位名氣稍遜的人物提奧·凡·杜斯堡（Theo van Doesburg）為名：凡·杜斯堡和國際先鋒。
奧貝特餐廳設計
杜斯堡早期作品
杜斯堡的畫乍看去跟蒙德里安有點相似，展覽現場二人的畫作並排懸挂。這兩位同時代的藝術家也曾是親密的朋友，1916年正是二人的相識開啟了荷蘭風格派運動。然而，與蒙德里安的聲名相比，杜斯堡也許只是20世紀藝術的一個注腳。
蒙德里安更有名的原因之一也許是伊夫·聖洛朗曾在1960年代運用了蒙德里安經典的圖案來設計小禮服。而最主要的原因大概是，蒙德里安始終堅持他的風格和領域，他一輩子都醉心於用調色板上的三原色繪製不同比例的方塊，而杜斯堡則不斷有新的主意。定義蒙德里安？抽象畫家。杜斯堡？他幾乎涉足每一項藝術實踐。在他去世後，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的創立者阿爾弗雷德·巴爾（Alfred Barr）稱其為“畫家、雕塑家、建築師、印刷工、詩人、小説家、評論家、講師和理論家——像文藝時期巨匠一樣多才多藝的人”。
因此，泰特美術館的展品五花八門、令人眼花繚亂，包括度假屋的瓷磚地板，根據女性的頭部和巴赫的賦格設計的幾何形窗玻璃，陳列櫃裏則擺滿了雜誌、書信和筆記，椅子、檯燈、優雅的夜總會煙灰缸，甚至是荷蘭奶酪的包裝設計，還有建築的設計模型，以及斯特拉斯堡一家宴會廳暨電影院的室內裝飾設計，當然還有數不清的畫作。
蒙德里安和奈莉·杜斯堡
裏特弗爾德設計的紅藍椅子是荷蘭風格派代表作品
在他的職業生涯初期，凡·杜斯堡是一個稱職的具象畫家，他受荷蘭前輩文森特·凡·高的影響，頗有凡·高《吃馬鈴薯的人》時代的風格。此後，他很快轉向抽象繪畫，遇到志同道合的蒙德里安之後，他在1917年開始出版《風格》(De Stijl)雜誌，圍繞著雜誌的小團體成就的運動此後成為荷蘭風格派運動。其成員野心甚大，他們想要改變世界。儘管他們的抽象繪畫、棱角分明的傢具設計、削平的建築終究沒能讓人類變得更坦誠無私，但他們還是改變了現代生活的外貌。
評論家羅伯特·休斯(Robert Hughes)在《新的衝擊》（The Shock of the New）中稱之為“歷史終結之時，形式和功能的最後結果，最終的形式……一種‘通用語言’，就像世界語”。
如今也許已經很難理解這一千年理想以及對於當時的抽象藝術、建築和室內設計的重大影響。“方形對於我們就如同十字架對早期基督徒的意義，”杜斯堡在1922年寫道，“方形會勝過十字架。”
除了蒙德里安，這一團體還包括傢具設計師赫裏特·裏特弗爾德（Gerrit Rietveld）、畫家巴特·范·德·勒克（Bart van der Leck），雕塑家喬治·萬頓吉羅（George Vantongerloo）和建築師JJ.奧德（JJ Oud）同樣戰鬥在“荷蘭風格派”的旗幟下。
1924年，杜斯堡在一系列“反構圖”繪畫中引入了對角線，蒙德里安和凡·杜斯堡陷入了對角線合法性問題的爭論，這一分歧導致二人分道揚鑣。對於蒙德里安來説，水準和垂直代表的穩定風格將會永遠持續。而對杜斯堡來説，對角線代表了動態，意味著“萬物都在不斷發展”。他依舊對設計沒有曲線的完美新世界充滿希望，但也開始意識到，所謂全球性也許只能産生另一種人為限制的文化。
現代主義諸運動中的杜斯堡：
發明另一個自己
這種分歧聽上去像諷刺作家的幻想故事。事實上，早期現代主義的各種運動總是在一些深奧晦澀的觀點上爭得不可開交，另一方面，其成員往往可以互換位置。凡·杜斯堡本人不僅僅是荷蘭風格派的一分子，同時也是當時其他一些藝術宗派的改革者。杜斯堡一生短暫卻精力充沛。他戴著卷邊氈帽，拿著雪茄的形象常出現在巴黎、魏瑪、柏林、蘇黎世、米蘭等各處的藝術團體的活動照片上。新造型主義、建構主義、至上主義、達達主義、要素主義……20世紀初期充斥著各種讓人困惑的“主義”，但杜斯堡幾乎參加每一項運動。
他曾以“Aldo Camini”為筆名寫過一些未來主義的文章，同時以“I.K.Bonset”——據説此名可能是源自荷蘭語“我是傻瓜”（Ik ben sot）——為筆名編輯一本達達主義的雜誌。Bonset可以做所有杜斯堡不能做的事情。這個Bonset，按照杜斯堡的説法，“反對每個人和每件事。”
1923年，一個名為“小達達之夜”的先鋒團體到荷蘭做短暫訪問演出，其成員包括凡·杜斯堡，其妻子奈莉（Nellie）和德國達達主義者科特·施威特斯（Kurt Schwitters）。節目包括施威特斯朗誦的一首由無意義的音節組成的長詩，由凡·杜斯堡創作並表演的更為先鋒的韻文——中途被施威特斯以狗吠聲打斷了。奈莉則用鋼琴彈奏了一曲達達爵士樂（Dada Ragtime）。
施威特斯後來回憶説，杜斯堡穿著高雅的禮服，戴著單片眼鏡——“他始終保持莊重肅穆的神情，杜斯堡看起來是個地地道道的達達主義者，他的格言是‘人生是一個特別的發明’。”他的發明之一就是自己，凡·杜斯堡原名埃米爾·馬利·庫珀（Emil Marie Kpper）。他在1902年20歲時在他第一件作品上署名“提奧·杜斯堡”，後來加上了“凡”。
杜斯堡的藝術風格對後人留下最大影響的在於建築和設計，他熱衷於將幾何形狀的風格移植到三維世界。他1921年在魏瑪的短促訪問在包豪斯引起了一場危機，其觀點對當時的師生都産生了重要影響。
凡·杜斯堡參與設計的一項傑作是1927年至1928年對斯特拉斯堡的奧貝特餐廳所做的室內設計。此項目是凡·杜斯堡與現代主義者漢斯（Hans）和蘇菲·陶特·阿普（Sophie Taeuber-Arp）夫婦合作的。他設計了一個巨大的作為電影放映廳兼宴會廳的房間，純粹的風格派環境，全部由直線條和動態的矩形組成。他對此有很高期望，“斯特拉斯堡的奧貝特的開張，”他寫道，“將標誌著視覺藝術新時代的開啟。”
事實上，阿爾薩斯的市民完全不喜歡這種新奇的裝飾，業主差不多在開張第一天就開始去除這些裝飾。可憐的杜斯堡不得不向庸俗的世俗品位妥協，退回到他在巴黎的純白色像牢房一樣的隱士工作室裏抱怨説，“看看我們周圍，我只看到糞便，我們是在糞便中和污物與微生物為伍地生活著。”
儘管在奧貝特餐廳的室內設計在數十年後被追認作現代主義的紀念碑——並已被精心修復，但杜斯堡在1931年就因心臟病去世。如果他沒有死於40多歲，也許他會開闢自己新的領域。誰知道呢？他可能會再創造幾個名字，應付所有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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