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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藝術價值觀與中國當代文化
理解中國當代藝術價值觀需要解決的第二個問題，就是關於中國傳統藝術價值觀和中國當代文化的關係。我們知道，中國傳統藝術和美學的追求，基本上是以儒家學説為正宗的，因此藝術和美學採取非常典型的功利論價值取向，也就是説，強調藝術的社會功能。早在夏朝，就有“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的思想出現，[12]認為青銅器紋樣圖案是教育人們區別善惡的。孔子關於“繪事後素”的的見解，包含了一個道理，即文與質的關係，“素”是質，“繪”是文，文是質的表現。[13] 這種注重內質和善惡的思想，到了唐代張彥遠那裏，被明確表述為“成教化，助人倫”的社會功能論。儘管張彥遠的此番論點是就人物畫講的，但是，他在談到山水畫時，也頂多加了個“怡悅性情”，還是以道德勸戒為上：“圖畫者，所以鑒戒賢愚，怡悅性情。”[14]
可見，我們的祖先對待美術採取的基本是實用功利的價值取向。這樣一種以儒家為正宗的藝術思想，在面對西方文化的時候，發生了什麼變化呢?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很多留學生開始正式地學習油畫，實際上就是想借鑒西方的油畫，因為後者代表了一種科學主義、理性化地觀察世界、認識世界的方式，希望用這個東西來改造中國當時氾濫成災、日益衰敗的傳統繪畫，因此其功利色彩是十分濃厚的。
中國歷史上的一系列社會政治鬥爭，其中一直貫穿著這樣的功利主義的實用要求。從古到今，中國的藝術創造和審美意識始終離不開功利和實用的歸厘。這就決定了中國近現代的藝術和美學思想在吸收外來文化、融合傳統文化以及創新方面的不徹底性、不純粹性和混雜性。為什麼這麼説呢?
通過法國大革命等一系列西方民主共和運動，我們知道近代以來的西方藝術，它最精華的部分或者説價值貢獻就是提倡人的尊嚴、獨立、個性和自由創造。這種關注藝術本身，為藝術而藝術的藝術自律的部分，屬於藝術與審美內部結構，是其核心價值所在。但是我們的藝術一旦跟社會放在一起的時候，往往被社會的、週邊的各種條件和因素淹沒了藝術內部的自律和藝術自身語言的發展，藝術自身的生命存在受到干擾和束縛。就中國現當代文化而言，其在形態上是混雜的，它的藝術價值觀必然受到活躍于中國現當代社會的各種文化、政治和經濟勢力及各種機制的影響和左右，不可能走西方從康得開始的那種非功利、獨立自由藝術審美判斷的道路。一直到今天，中國藝術和審美領域的情況也是如此。藝術家們在創作的時候，都是想著跟社會要有多麼大的結合，要去干預社會，關注社會，為社會代言，這種反映論模式的思維方式的背後，就是一種藝術和審美功能論，它決定了中國當代文化，當然也就決定了中國當代藝術本身的不徹底性、混雜性和不純粹性。
中國當代文化的上述性質，也就決定了中國當代藝術的價值觀不可能有一種單一的或者説整一的顯現形式。這種非單一性和非整一性意味著今天希望通過文化行政手段來“打造”中國當代文化和藝術的統一式的“國際形象”或者“價值觀”的願望，是不符合中國文化藝術的實際，極有可能使中國今天多元發展的藝術價值取向，重新回到千百年來功利主義的老路上去。
價值觀與藝術批評的方法論建構
本文在前面的論述中已經表明，在相當一部分中國學者的潛意識中，非中國的當代文化現象、個人或者機構組織，作為中國的“他者”，有其強勢的“國際形象”、“方法論”、“價值觀”和“靈魂”，正是這些後者決定了非中國的當代文化在今天世界上的主導地位。因此，今天中國的當代文化藝術若想超越非中國的其他當代文化，或者要與其他文化平起平坐，就必須自主地建立自己的價值體系和方法論，也就是説，要有自己的“靈魂”。這説明，藝術領域價值觀的體現和價值體系的確立，與藝術批評的方法論建構，有著重要關係。換句話説，研究和建構藝術批評的方法論，能夠在理論上支撐起中國當代藝術的價值觀。為此，我們必須首先從方法論的角度考察中國當代藝術的價值取向，從而保證方法論本身建構的有效性和合理性。
我們知道，真實地再現我們所處的社會生活和自然環境，是藝術作品的重要內涵。在特定時期，尤其是在社會政治和經濟生活發生巨大變化的時候，藝術的使命就是要反映這種變化給人們的精神生活帶來的影響和衝擊。我們注意到最近20年來，中國藝術家用反諷、調侃、挪用、隱喻等在內的各種手法來表達人文知識分子對周圍巨大變化的關注、質疑和批判，形成了中國1990年代以來當代藝術的一種普遍傾向。這種真實地再現我們所處的生活環境和自然環境的藝術手法，就是建立在工具理性的方法論基礎上的一種價值觀的體現。那麼，這種中國藝術家使用的藝術創作方法，是否具有邏輯的自恰性和學術的有效性呢?從西方語境看，建立在對立和反映基礎之上的鏡像理論自現代以來，受到了普遍的質疑和批判，從而使自柏拉圖以來兩千多年的西方藝術理論獲得了現代和當代的轉型和發展，這其中，價值理性發揮了巨大的作用。這説明西方花了很長時間通過價值理性糾正過度依賴工具理性的偏差，從而使其藝術創造不斷發展。這同時也表明，工具理性的方法論本身必須接受價值理性的考問和檢驗，從而糾正和完善其表達自我與世界關係的功能，更好地滿足價值理性的訴求。1990年代以來中國當代藝術的發展，的確存在著很多學者都注意到的一種注重社會學層面的以寫實風格為主的現實主義敘事模式，這是一種再現理論的顯現形式。對於這種模式何以在中國出現並成為一種突出的現象，我已在上面提到的成都雙年展的論文中做了分析和闡述，在此不復贅述。[15]
我們的確注意到，工具理性的方法論雖然在價值理性的考問下具有強大的生命力，但是並非能夠解釋當今日益豐富的藝術創作活動和現象。尤其對於一百多年前還保持著自己獨立自足的藝術方法論的中國藝術而言，今天是否完全可以按照西方的理論方法來從事藝術創造，這的確是一個會不斷被提起和討論的問題。尤其是進入新世紀以後，獨特的中國社會發展的經驗，使中國藝術家的創作手段和媒介涉及到當今藝術領域裏的各種新媒體實踐，闡釋這些異常豐富的藝術實踐活動，單憑工具理性基礎上的方法論，恐難以顧及和勝任。因此，尋求更加準確和有效的闡釋理論的意識，再一次突出出來。這一次，一些學者開始把目光投射得更遠，要超越工具理性的方法論基礎，希望能找到一種更加符合中國當代藝術創作實際的方法論，而這時，價值理性再一次得到了重視，只不過局限于對藝術市場化的抨擊，還沒有把它運用到對方法論的建構上去。[16]
價值觀與藝術批評方法論，原本並不是同一個層面的問題，但是，選擇和建立什麼樣的藝術方法論，必然是在什麼樣的價值取向的驅使下進行的，而什麼樣的方法論也正是什麼樣的價值觀在視覺藝術闡釋話語上的體現。因此，一方面要意識到價值觀問題的解決與藝術內部核心部分批評方法論的建構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另一方面也要在探索和建構藝術方法論的同時，從中國傳統文化的世界觀和人生觀中去尋找支撐，只有這樣，中國藝術方法論的建構才能夠成為這樣一項重要的工作：將傳統文化中合理的訴求，用當代視覺語言的形式進行轉換，從而服務於人與自然、人與社會和諧共處的一種境界。這才是中國當代藝術內在的價值訴求。這項工作是一個龐大和複雜的系統工程，藝術批評方法論的建構是其中的一個具體子單元，但是又和系統中的所有環節都相關聯，需要幾代人的努力才能逼近。我在2006年曾撰文表達了自己對這方面的思考，並專門策劃了展覽，可以作為本文的補充參考。[17]
價值觀問題與體制化問題
儘管今天文化行政主管部門也開始考慮拿什麼樣的文化形態，什麼樣的語言形態，什麼樣的語言形式，哪一類的價值取向的藝術作品來進行國際上的文化交流，但是從學術研究和分析的角度來看待價值觀問題，我認為學術界應該注意以下幾個方面：
一、中國當代藝術價值觀的問題和國家政體的概念沒有直接的關係
當我們在研究和闡述中國當代藝術的創作時，雖然在敘事上是在表達自己與所處的真實生存狀態的想像性關係，是在想像的層面上建構中國的形象，但是，我們不可以倒過來説，我們要以國家的形式來“打造”出一個什麼中國當代藝術的國際形象以及其所代表的價值觀，這樣做過於簡單化。因為不同文化的內在根據，雖然有共通性，但由於文化在歷史上的差異性，其內在根據的運作、顯現方式有著各種不同的側重面。就藝術家的創作而言，往往是個人化的，其個性的要求使得作品的側重面各不相同，不應該也不可能有統一的價值觀模式。在思考價值觀的時候，我們不能夠用近代才形成的民族國家這個概念框架來厘定，這樣的話，就會把價值觀多元化的要求這個問題狹隘化和政治化了。對此我主張應該更多地以民族的歷史和文化來討論價值觀。
二、價值觀的問題體現在當代藝術發展的實踐中間
價值觀問題的複雜性使我們認識到，與其動輒視之為尚方寶劍，對當代藝術現象不做認真深入的學術梳理和批判，僅僅用缺乏“精神性”或者“靈魂”這樣模棱兩可的詞語來剪裁，不如把它還原到中國當代藝術發展實踐的語境當中，從而能夠更好地認識和理解價值觀的豐富含義。
首先，價值觀的判斷和依據應該來自對藝術內部創新的追求和對藝術外部各種約束力量的抵制與超越。也就是説，你在判斷一件藝術作品創作的時候，我們要從具體的藝術實踐出發作出中國當代藝術的價值判斷，主要看它在內部的結構和語言方面有沒有創新，以及作品和外部的制約力量之間是何種關係。比如我們面前有一類藝術，它是抵制商業化的，那麼我們就要分析在這個物質化、商業化、商品化的社會裏面，它如何能夠超越物質化社會的包圍而獲得一種藝術上的轉換，這種分析就是一種價值判斷，也就是對這個作品有沒有價值生成的一種判斷。
其次，要區別價值觀的個體性與共同性。價值觀本身與國家意識形態的規範性沒有直接的關係。價值觀裏面有個體性，價值觀裏面還有共同性。前面討論到，價值觀作為一種文化狀態下的存在，必然造成其不純粹性和複雜性。不純粹性和複雜性主要原因就是個性化要求。為什麼這麼説?因為價值觀對於個人，特別是對於藝術家個人來説就是個體的自由表達和個性的自由。所以個體性是價值觀很重要的一個考量依據。價值觀的個體性還有價值個體彼此之間的共同性，這些考量依據是和國家意識形態的規範性相區別的。價值觀的個體性體現出一個民族或者一個國家精神生活豐富和鮮活的生命力。也就是説，價值觀的形成和展開來自於具體的藝術活動，來自於對中國藝術現實的反應，不是人為操作和預先控制的産物或者是預先能夠組織、製造的産物。因此，所謂通過文化行政手段來梳理中國當代藝術的國際形象和價值觀的思路，只能是一種國家文化的策略。這種國家文化的策略，應側重在歸納和梳理，而不能夠側重在刻意的製造和推廣。
最後，中國當代藝術價值觀的形成，我們要看到它的長期性、發展性和多樣性。對於今天中國藝術來説，我們吸收了那麼多西方的藝術流派、藝術媒介、藝術思想，包括我們吸收了那麼多先進的展覽運作、策劃行銷的模式，這種合和之後更重要的是能夠再生，即如何能造血，自我造血。我曾多次提出中國當代藝術其實是在經歷著合和與再生的重要過程。[18]這不僅指傳統文化資源的整合，也指西方現當代文化資源的整合。所以這種合和不是一個簡單單方面外在的拼接，而是一種內在的化合。這個化合本身就是一個過程，是一個長期性的過程。同時，它應該展現更加廣闊、更加豐富的當代人的精神世界和精神體驗。所以它在價值樣態上應該也必然是多樣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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