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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學術背景分析
其實，價值觀問題，包括中國當代藝術國際形象問題，並不是第一次被提出來的。從學術研究和理論探討的發展歷史看，在上世紀90年代，中國學術界和藝術界就開始出現了關於“全球化”和“本土化”的討論，當時的討論，早已大量涉及到身份認同的問題，價值認同的問題，以及中國藝術如何在世界範圍內樹立自己的形象，等等。身份認同的背後就是價值歸屬的問題。所以説中國當代藝術價值觀的問題，在十幾年前，在“全球化”和“本土化”的討論中間就已經包含了很多理論上的思考和爭論。[⑥]
當然，當時討論“全球化”和“本土化”問題，在藝術界的主要緣起是因為中國藝術家開始受邀參加各種國際性的重要藝術展覽活動，而從更加廣泛的社會整體層面來看，其主要緣起是媒介的全球化現象的出現，即網路寬頻等資訊化技術發展帶來的傳播，以及由此形成的西方當代大眾文化對中國社會的滲透。如果説，十幾年前開始的討論，起初還透露著各方面人士的擔憂和焦慮的話，那麼，今天這樣的話題重又提起，就不再簡單地是圍繞著要不要參加國際展覽活動，或者更大範圍講不再是圍繞著傳播媒介的合法性和技術性層面糾纏不清了。我們大家現在可以自由地根據自己的情況出國參加展覽，我們也都在使用並享受著這些媒介技術，而且越來越多的年輕學生開始使用新出現的各種媒介和技術進行藝術創作。面對這些已經成為不爭的現實，究竟是什麼又勾起了我們這樣的話題呢?為什麼我們一定要給自己“打造”出一種可以辨識的藝術象徵形式或者説國際形象呢?這種形象能夠被有組織地設計出來嗎?如果能夠被設計出來，它究竟應該是一種什麼樣的價值呈現呢?
當藝術媒介、語言、風格和形態不再成為不同文化之間優劣高下和相互交流的屏障的時候，決定不同文化之間差異性和異質性的究竟是什麼呢?我們看到，在今天的政府文化主管部門看來，我們缺少的是“文化軟實力”，也就是超越科學技術甚至超越文化媒介形態層面的文化軟實力，即文化藝術內在的精神、內核上的品質。而從文化學術領域的專家學者的術語表述出來，就是我們沒有自己的符合當代藝術實踐的“方法論”。而個別學者更是將這種缺乏提升為尚待證明的“價值觀”的高度，並且拿出的“靈魂”論來比喻。[⑦]
正像十幾年前全球化和本土化的爭論那樣，今天中國當代藝術價值觀問題被一些學者多次觸及甚至被個別學者反覆提出，從問題提出的邏輯方式看，其實依然存在著一種危險，即把非中國的當代文化藝術以及非中國的個人或組織機構，所發生的支援、展覽、購買和拍賣中國當代藝術的行為和活動，對象化、異己化甚至妖魔化。在這些學者的潛意識中，非中國的當代文化現象、個人或者機構組織，作為中國的“他者”，有其強勢的“國際形象”、“方法論”、“價值觀”和“靈魂”，正是這些後者決定了非中國的當代文化在今天世界上的主導地位。因此，今天中國的當代文化藝術若想超越非中國的其他當代文化，或者要與其他文化平起平坐，就必須自主地建立自己的價值體系和方法論，也就是説，要有自己的“靈魂”。我們可以看到，十幾年前國內學術界強調弱勢文化的多元性和邊緣性，以此對西方中心文化構成一種批判性和解構性，拒絕文化一體化，即西方化，或者更準確叫美國化。那麼，今天這一系列學術內部理論思路的出臺，更希望以此來“顛覆”[⑧]非中國的“他者”文化的理論支撐，從而在學術的內部核心部分找到超越于西方的軟實力。通過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不僅在文化的地理地緣、經濟地緣和政治地緣上，我們的一些學者過去十幾年來習慣於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即便是在文化內部的理論建設和價值取向上，他們也總是願意預設出一個尚待證明的自主主體以及一個不證自明的客體“他者”。也就是説，西方學術界現代以來所反對和反覆警醒的二元思維模式，在東方的中國卻經常自覺不自覺地體現出來，儘管後者在學術淵源上清楚地認同對二元模式的抵制。也正是中國學術界在思維模式上的這種反覆無常和隨機性，容易在進入社會運用時浸染上濃厚的實用性和功利性，所以像“價值觀”這樣根本性的課題，就必須格外謹慎和儘量清楚明白地界定和討論，否則，只能是個別學者進行所謂漫無邊際的隨意性批評的託詞，並無實質性意義。
價值觀與世界觀和人生觀
現在，如果我們還想推進以“價值觀”為核心的上述一系列理論思路和表白的話，就不能回避認識和解釋究竟什麼是“價值觀”這個概念了。
價值觀，是人們對價值問題的根本看法，是對什麼是最重要、最貴重、最值得人們追求的一種觀點和評價標準。價值觀中的價值，並不完全等同於經濟學中的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而是指人們所認為的最重要、最貴重、最值得人們去追求和珍視的東西，它既可以是物質的東西，也可以是精神的東西。在中國古代思想史上，人們常用“貴”來表示“價值”這一概念。“貴義”，就是把“義”看做最有價值;“貴生”，就是把生命看做最有價值;“貴利”，就是把利益看做最有價值。每個人都是在各自的價值觀的引導下，形成不同的價值取向，追求著各自認為最有價值的東西。我們面對著不斷發展變化著的許多新事物、新情況和新矛盾，每日每時都向每一個人提出有關事物的有無價值和價值大小的許多現實問題，需要我們去判斷和解決。
價值觀這個概念總是與世界觀和人生觀這兩個概念聯繫在一起，在藝術界不少學者的正式錶述中，總是不時觸及到後兩者，卻又不加區別，弄得一團糨糊。限于本文主旨和篇幅，只對後兩者做概念性界定：世界觀是人們對世界上各種各樣的事物的總的看法。世界觀的基本問題是精神與物質、思維與存在、主觀與客觀的關係問題。人生觀是人對人生的意義、目的和價值的根本看法。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這三者是既有區別，又有密切聯繫的。所謂區別就是表現在所指的內涵和範圍的不同，世界觀面對的是整個世界，人生觀面對的是社會人生的領域，價值觀則更進一步，指人在個人發展過程中的價值取向。同時，三者之間也有著內在的密切聯繫，一方面，世界觀支配和指導人生觀、價值觀;另一方面，人生觀、價值觀又反過來制約、影響世界觀。
由此可見，價值觀問題是一個十分複雜的系統課題，落實到中國當代藝術的價值觀，其涉及面也同樣非常廣泛和複雜，需要非常多學者，用相當長的時間，從各個方面共同來研究它。下面，我只就文化藝術領域價值觀問題在社會運用層面和學術研究層面需要解釋的幾個方面，提出自己的看法。
價值觀與文化認同
價值觀不僅與世界觀和人生觀緊密聯繫又各不相同，而且在現實的情境中，還與不同政治利益、經濟利益和文化利益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就文化利益而言，就是價值觀與文化認同的關係。也就是，什麼樣的文化對於特定地域群落中的人最具有價值。比如，中國山水畫表現出的高遠的自然風貌和空靈的人生境界，符合中國傳統的文化價值觀，人們在相當長的時期裏對中國畫的審美趣味産生出一種文化上的認同。
對這種文化認同，美國學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有一個非常精闢的描述，叫做“想像的共同體”。他談到不同民族文化互相發生碰撞和交流的時候，總是在腦子裏想像出一種同民族內部共同認同的文化模式，以此來與外來的或者強勢的文化模式相抗衡。[⑨]必須看到，所謂想像的共同體，其在思維模式上只注重共時性的空間穩定，卻忽略了歷時性的時間變化。我們總是想像每個人內心的精神家園，好像這個家園從來就沒有變化過，就那麼永恒地佔據著我們的內心。其實，它的不變，是你構想出來的，是你在內心不希望它變化。古希臘文化藝術，被馬克思比喻成一種高不可及的範本，這是説我們後人對先人創造的崇敬，但決不是一陳不變的。陶淵明“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詩句，也是對精神家園的一種想像性建構。可是，我們每個人在不同時代和階段對家園的理解肯定是不一樣的，對文化共同體的理解是存在著差異的。[⑩]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建立在想像基礎之上的文化認同，就其文化的社會利益而言，往往與對民族國家的認同聯繫在一起。就是説，討論文化藝術價值觀問題，必須廓清與民族國家認同方面的關係。這是我們最近十幾年來在討論民族化和國際化，或者本土化與全球化的時候，經常會面臨的問題。一個需要弄清楚的問題是，本土文化認同和民族國家文化認同是不是一回事?筆者認為，不是一回事，兩者不能簡單地互換，不可以預先設定民族國家範圍內文化的同質性和國家與國家之間文化的異質性。我認為要做仔細的區分。在大多數情況下，民族國家的內部文化並不是同質的，而是存在不同文化的。尤其像中國這樣一個擁有50多個民族的國家裏面，筆者認為不能簡單地講有一種共同的文化認同。與此同時，在不同的民族國家文化之間，又存在著分享同一種文化認同的現象，就是有很多國家其實在分享著共同的一種文化。這在歐洲的很多國家是這樣的，歐盟能夠成立，就是因為他們同時分享著一種文化，有一種共同文化的認同。
作為文化工作者，我們中不少人總是在思維模式上認為我們這個國家的文化是一體的，無視民族國家內部文化的差異性，強行劃歸為單一的文化模式，以致于在對文化模式的理論研究方面，總是希望整合出一種代表單一民族國家文化的理論，來“顛覆”或者超越非中國的異域文化，這種簡單和草率顯然同國家與國家之間所謂強權文化一樣，存在著出現一種新的強權文化意識的危險，是民族主義意識的先兆。筆者可以理解作為一個知識分子個人，提出這樣的問題，是其份內的職責，因為每一個知識分子渴望在文化上有所突破和建樹，否則也許要“無顏以對後人”。但是，一旦運用到社會層面特別是國家戰略層面時，則要格外小心。這裡面有可能會形成一種民族主義色彩的新的文化自負和強權。
建立在這種想像層面的文化認同的價值觀，仔細分析起來，在思維模式上，還與其背後本質主義的觀唸有著密切關聯。早在十幾年前中國學術界就開始關注美國學者薩義德後殖民批判的“東方學”和“東方主義”的思想學説。中國不少知識分子在為以薩伊德為首的後殖民主義批判理論拍手叫好的同時，卻又悖論式地演變為另一種形式的本質主義的價值觀、身份觀、民族觀。把本土的中國價值和經驗絕對化了，實在化，甚至於不變化。不變化就是穩定化。以此來與西方的文化強勢相對立，從而形成了一種新的二元對立。實際上，薩義德是最不主張本質主義的。在薩義德後期，在他去世以前的很多訪談、採訪裏邊，他説他的觀點經常被別人誤解。[11]也就是説在批判西方強權主義和本質主義的時候，他的思維方法在提醒我們，我們要借鑒和學習的不是他如何痛快地批判了西方，而是如何給我們提供了一個看待自身的方法，這才是薩義德最大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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