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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在工筆畫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生機和活力之時，也潛伏著不少有礙其健康發展的負面因素。寬鬆的文化環境與多元並存的藝術格局，一方面為工筆畫創作提供了自由取用的極大便利和豐富資源；另一方面又以“怎麼都行”的後現代境遇腐蝕著人們的意志，導致許多工筆畫作品失去了自律性約束，而在吸引眼球的低俗層次上為所欲為。沉溺古典和膚淺模倣的工筆畫，挪用西方繪畫語言或者混跡日本畫的工筆畫，脫離中國畫得意忘象之文脈而追逐視覺生理極限的工筆畫，以及乞靈于媒材開發、媒介實驗和形式解構，將製作設計充當藝術創造的工筆畫，從不同方位上催化加劇著為所欲為的無序程度。在以大眾傳媒為載體的圖像文化高度發達，人的神經系統傾向視覺化，主體結構往往還原為感覺與幻象的時代背景下，如果缺乏形而上精神的支撐，工筆畫比起寫意畫來，更容易陷入解構崇高、褻瀆神聖的反文化泥淖。
繪畫作為視覺藝術的中心門類，從古到今的流衍過程，在西方大抵是逐漸芟除附加其上的巫術、宗教、文學、科學等因素，向著較為純粹的視覺形式轉變。在中國，則由於文人畫的主導作用，反而融合文學、哲學、書法等因素，強化人格、趣味、象徵等原則，朝著綜合藝術的方向舒展其精神根基。這一反差，隨著20世紀傳統文人階層的解體而被填平，中國畫也與其他畫種處於同一平臺，將視覺形式的建構視為天然職責。工筆畫正是抓住這一歷史契機，獲得了遠勝於寫意畫的大發展機會。但不容回避的前提，是必須補上文化這一課，必須找回藝術家的精神深度，必須維持一種積極的超越狀態——既抵制功利世界的誘惑和強暴，又拒絕意義世界的自我中心化和絕對化。這不僅是工筆畫擺脫“媚俗”、“匠氣”等“過去式”桎梏的保證，同時也有助於減輕“民族性”與“時代性”兩難選擇的困擾，從而真正邁開“現在時”的穩健步伐，用自己的“未來性”去構築不負眾望的壯麗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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