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張曉剛作品
2 黃一瀚作品
3 方力鈞版畫
4 祁志龍作品
當代藝術將“活馬”當“死馬”醫？
同理，當下大談特談的“走向世界”、“國際化”、“全球化”、“民族化”等也是一廂臆想。因為這一系列“口號”和“意識”皆與當代藝術、文化的核心精神相悖。簡言之，將“當代藝術”視為一個確定的東西的做法和將“中國當代藝術”作為一個確定的東西並進行嚴肅探討的做法極其危險。危險性隱藏在“當代藝術”和“中國當代藝術”這兩種提法所隱含的悖謬中。“當代藝術”的開放性決定了它不具有“整一性”特徵，“當代藝術”的“全球性”與“世界性”也註定了它酷似“現代性”——
帶有普遍主義特質——這意味著它與類似“美國性”、“法國性”、“中國性”等的民族主義意識在精神指向上截然相反。即便如此，大多數人還是試圖發現“當代藝術”的本質特徵、精神傾向或價值訴求。根本原因在於，對“當代藝術”地清理以及對“當代藝術”概念的清理是中國藝術乃至全球藝術導向“當代藝術之後”的前提。
“後現代主義者”（“當代思想者”）皆不認為自己是“史”的結果，也不以“史”為目標、目的。例如後現代哲學鼻祖尼采與後現代藝術鼻祖杜尚，他們的思想創造皆不能被人們潦草地納入“哲學史”或“藝術史”。因為，尼采和杜尚試圖建構起自己的創造系統，這種系統既與眾不同又具有穩定性和建設性。可以説，“後現代主義者”（“當代思想者”）皆具有相似的精神品格和相同的價值準則，他們試圖發起“一個人的運動”——但這一運動向一切人開放。因此，中國諸多批評家、理論家、學者建構“當代藝術史”，試圖將當代藝術形態納入歷史學範疇探討，試圖賦予當代藝術以史學地位，試圖將當下藝術家早早寫進歷史的做法顯現出荒謬性。一言以蔽之，將當代藝術納入歷史學範疇的做法是將“活馬”（“當代藝術”）當“死馬”醫治的不明智行為。
當然，如果“將當代藝術形態納入歷史學範疇探討”、“賦予當代藝術以史學地位”是為了確立一種新的創造基點的話，那麼則應另當別論。但是，這必然會引出一系列問題：“當代藝術”是常青藤嗎？“當代藝術”進入歷史學家的著作意味著什麼？“當代藝術的死亡”會為藝術、文化的發展帶來多少期望？“當代藝術的死亡”與多元文化意識發揮應有作用現有何聯繫？“當代藝術的死亡”對人們認識“後殖民”有何幫助？……毋庸置疑的是，“現代化”涉及商品化、城市化、官僚機構化以及理性化，“現代性”是現代化的後果和最終成果。就此而言，當下中國人談論“反現代化”、“反城市化”、“反理性化”、“反官僚機構化”為時尚早。
澳大利亞是英聯邦中的一個獨立國家，至今名義上的國家元首是英女王——女王任命總督為其代表。然而，正是因為澳大利亞過早的進入了後殖民的最後階段，所以很早就躋身第二世界。沒有人因為澳大利亞至今仍是英國的殖民地而認為其不是一個發達國家。
顯然，這對於根植“大國意識”的中國人來講是不敢想像的。因為，當下中國人絕不會認為，“後殖民不是魔鬼，後殖民是救星”。在這一進程中，人們最為擔心的是民族風情的流失，相反忽視的卻是合理的價值訴求和祖上“珍寶”的“拿來”。也就是説，所謂“當代”與否不應該訴諸於時尚、趕時髦、跟風等的庸俗功利意識，絕非以展示“勝利”、“超越”等的“動物性”征服欲為目標。因為，作為“主體文化意識”的“後殖民意識”（如擴張意識、征服欲等）與作為文化本身所帶有的擴張性所導致的後殖民是不同的，因為先進的文化本身就帶有擴張性——這根本上是由人類始終以先進文化作為奮鬥目標的天性所致。
毋庸置疑，存在話語霸權的專制主義文化系統的存在依賴於權力——華夏傳統文化從根本上訴諸於在權力上居絕對優勢的階層的話語，而現代多元文化系統的存在依賴於理論確證。現代多元文化系統與現代民主社會依賴於現代管理理論，其一方面訴諸於合理性——理論確證的必要性，另一方面訴諸於現代法律所樹立的合法性。而現代多元文化系統源自興起于西洋的“非理性主義思潮”。概言之，“當代”沒有問題，問題在於人們該如何銜接當代價值與已化為碎片的華夏傳統文化，進而創造真正對中國人新人格具有建構作用的新文化和新精神文明。“中國當代藝術是一瓶花”①，但是，如果沒有改革開放，那麼當下中國人連一瓶曇花也無福消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