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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鴻:從社會學角度研究當代藝術

藝術中國 | 時間: 2009-07-27 16:11:12 | 文章來源: 南方都市報網

巫鴻教授

延伸閱讀《中國古代藝術與建築中的紀念碑性》,巫鴻著,李清泉、鄭岩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4月版,68.00元。

這是一本結構簡單、讀起來會很快的書,全書有四部分,分別是研究緣起、工作室訪談、工作紀實和工作人員自述,和充滿術語、晦澀難懂的當代藝術研究著作不同,《張洹工作室》語言平實,切中問題要害——— 工作室創作下的作者權的問題。

巫鴻説,如此開誠佈公地討論當代藝術中的這種創作方式,在國內還是第一次,在國際上也是少有的。這次對張洹工作室的研究,在中國當代藝術的討論和研究中,也堪稱另類,“因為絕大部分有關中國當代藝術的書籍和文獻都集中在兩個重點上,或者是關於上世紀70年代以來各種藝術潮流或不同發展時期的綜述,或是關於藝術家及作品的介紹和分析”。

這本書提供的是第三種研究方法,《張洹工作室》不是理論著作,它是一本關於方法的書,我們的採訪也主要圍繞研究張洹工作室的方法論展開。

關於藝術家生存狀況的記錄極少

記者:在這本書中,你選擇張洹工作室這一個工作作坊進行研究,並用半本書的篇幅刊登工作人員的自述,這顯然已經超過了美術史的工作範疇,為什麼會選擇這樣的研究方法?

巫鴻:張洹是我很熟悉的藝術家,他在去年準備上海美術館的大型個展,請我過去為展覽和畫冊寫一篇文章,我就趁這個機會去了他在上海的工作室。他的工作室非常大,工作人員上百人,裏面的工作井井有條,有不同的工作區域,配備了食堂、宿舍,工作人員有“三包一金”,簽訂了勞動合同,在張洹工作室的所見,讓我放棄了關注藝術家個人的計劃,我對張洹工作室這樣一個當代藝術的製作模式更感興趣。

在當代藝術領域,有很多規模龐大的裝置、多媒體作品,它們和建築的界限已經很模糊。這麼巨大的作品,裏面就有一個問題,儘管作品的標簽寫的是某某藝術家,但這些作品並不一定是藝術家本人完成的,而是由很多的助手以及一個工作室團隊共同完成的,其中的製作和署名是不是存在名不副實?作者權問題怎樣厘清?這個問題在國外也一直被提及,但是,至今都沒有詳盡的資料和研究。中國的材料和勞動力相對便宜,這個問題對於國內當代藝術界而言,就顯得更為突出。

如果我能把整個材料整理出來,可能會對美術史和美術批評有一些好處,這本書是從人類學和社會學角度研究當代美術的,藝術創作也是一個人的行為,一個社會活動。工作室裏的藝術家和後勤人員的背景是什麼?為什麼到上海?怎樣進入藝術生産領域的?在當代藝術界,這樣一群人是遁形的,我認為將他們抹去,是不太負責任的態度,這也是這本書會用半本書的篇幅刊載自述的原因。這些小文章讀起來很有意思,社會學和經濟學方面的學者應該都能從中找到有用的素材。

記者:在張洹工作室研究中,你非常注重對藝術家和工作室的生活一面進行詳盡的考察,這是出於怎樣的考慮?

巫鴻:不管是藝術家,還是工作室裏每個人,他們捲入當代藝術圈,都是和自己的生活密切相關的,一些木雕藝人之前在傢具廠做過,他們為什麼會來到這裡?他之前的成長背景是怎樣的?這些都很重要。在美術史研究中,當我們回過頭去研究吳道子、倫勃朗等大師的時候,就發現缺乏很多細緻的素材。我們明明知道倫勃朗有一個工作室,也非常想知道工作室內部的運作情況,但是由於傳統歷史研究總是偏向於關注重要歷史人物,關於工作室的細緻情況、包括裏面每個人的生存狀況的記錄就非常少。比如歷史上對吳道子的記載常常是重復同樣的材料,説他如何如何了不起,而沒有更為細節的資料,但是我們知道他畫了300百多個寺院的壁畫,而且有學徒。這些壁畫肯定不是他一個人完成的。這種材料的缺乏都給美術史研究帶來很大的困難。既然我們現在已經意識到了這個問題,在當代社會中做美術研究,就要儘量為將來留下詳盡的材料。我覺得做研究應該注意兩個方面,一方面是要有解釋和分析能力,另一方面也要有積累檔案和素材的耐性,這兩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有這樣,以後對中國當代藝術的研究才可以深入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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