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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當代藝術出現的種種弊端被各種保守勢力抓住後，一部分人伺機對其所取得的成就進行全面的詆毀與否定。在這種情況下，如何通過一種“價值尺度”對當下的藝術創作進行有效地甄別便成了一個棘手的問題。倘若沒有一個相對的“價值尺度”，一方面當代藝術容易被一批人“妖魔化”；另一方面，部分藝術家也可能在市場的“利誘”下“自甘墮落”，放棄藝術在文化、精神方面的訴求。
1.何為當代？
何為當代？一般而言，“當代”一詞具有時間上的指向性，即可以將“當代”理解為當下的、目前的，以此與“過去的”、“傳統的”相對。按此理解，所有當下創作的作品都可以稱作當代藝術。然而，從美學和文化學的意義上切入，“當代藝術”則有雙重的意義維度。譬如，在西方藝術史的情景中，反現代藝術的美學特徵是當代藝術出現的先決條件：其一是反對現代主義的精英主義觀念和既定的藝術表現方法，追求不斷的創新和反叛，崇尚原創性的個體價值；其二是顛覆建立在形式敘事上的現代主義傳統，力圖消解藝術與生活之間的鴻溝，主張藝術返回到社會現實之中。於是，西方美術界習慣將20世紀60年代波普、極少主義等“新藝術”的出現作為現代藝術與當代藝術的分水嶺，並依據文化取向和美學訴求的異同將19世紀中期印象派以來到美國抽象表現主義這個階段的藝術稱為現代藝術，將波普、極少以後的藝術稱為當代藝術或後現代藝術。
然而，在中國美術界，現代藝術和當代藝術這兩個概念並沒有被明確的界定。面對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各種藝術現象，當中國的藝術史家和批評家們對80年代和90年代的藝術進行劃分和界定的時候，得出的結論也是不一致的：一種觀點是將80年代的藝術看作是現代藝術，90年代以來的則被理解為當代藝術；另一種觀點是直接將過去三十多年間出現的藝術看作是當代藝術。當然，還有一些劃分是以藝術現象或藝術風格為依據的，如“理性繪畫”、“政治波普”、“新生代”、“新卡通”等等。由於始終沒有定論，所以圍繞“當代藝術”
這一概念的討論就必然取決於論者對其所做的界定。就筆者而言，“當代”更強調自身的文化訴求，而不是一個簡單的時間概念。惟其如此，我們才能將“當代藝術”與學院藝術、“偽當代”藝術進行有效的區分。具體而言，當代藝術既區別於學院藝術，也與以“形式先決”為前提的現代藝術大相徑庭，儘管它也追求語言表達的當代性和形態上的多元化，相反，它更關注當代人的生存狀況與精神需求，其文化和藝術觀念表現為：藝術要直面現實，介入現實，反思現實，批判現實。
2.“現代性”能否成為一種“話語”？
批評家高名潞曾將中國的當代藝術放在“整一的現代性”範疇進行研究。按照他的理解，和西方“分裂的現代性”相異，“整一”的特徵在於，這種文化現代性跟國家意識形態有著直接的關係，它本身並不能獨立於政治、經濟體系而存在，相反，必須被納入到整個國家的文化結構中才具有自身的意義。這就意味著，當代藝術的創作與現代性話語是密切維繫在一起的。
譬如，改革開放後，由於直接面對西方，一種新型的現代性模式首先以“現代性的焦慮”凸顯出來。不過，“現代性的焦慮”從一開始就具有社會學、文化學上的雙重維度：一個主要體現在對社會現代性的訴求中，即國家追求改革開放，力圖建立一個富強、民主的現代化國家；一個體現在審美現代性的領域，即一批前衛藝術家渴望建立一種與現代化變革相匹配的現代文化，推動傳統藝術向現代形態的轉型。但是，這兩種現代性是在彼此衝突、對抗的狀態下向前發展的。具體而言，到了80年代中期的時候，國家在政治領域，尤其是經濟領域中對市場經濟、城市化建設和國有大中型企業等方面的體制改革已經初見成效，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是，相對於社會現代性的改革而言，審美的現代性則是“缺席”的。隨之而來的問題便是，既然上層建築的改革大多是在向西方現代國家學習，以西方作為藍本，那麼在文化和藝術上是否也應該向西方學習呢？畢竟，上層建築出現的新變化需要一種與之匹敵的現代文化。但問題的癥結在於，不管是在政治、經濟還是在藝術和文化領域，國家的改革都是至上而下的。那麼，上層建築與文化藝術領域之間發展的不平衡，甚至有時處於斷裂的狀態，必然導致社會現代性與審美現代性的衝突：一方面是國家在各種體制改革上向西方學習，但又擔心西方現代文化中那些自由化的思想對中國本土文化傳統和道德觀念産生衝擊。另一方面，由於國家的改革都是至上而下的，不管是政治、經濟還是文化、藝術領域都在國家有效的管理和掌控範圍之內，那麼，對於那些渴望現代藝術的藝術家而言，審美現代性的焦慮就迅速的顯現出來，譬如，如何在文化上擁有發言權和話語權，如何實現創作主體的解放與自由，如何讓作品具有自身的文化身份等都成為了問題。於是，官方文化與西方現代文化，或者主流文化與前衛文化的衝突與砥礪、對抗與妥協成為了整個80年代文化藝術運動的主要特徵，而這也可以在1983年、1987年、1989年三次大規模的反資産階級自由化的運動中可見一斑。不過，90年代初，這種現代性話語迅速地發生了轉變，就文化領域而言，一個是經濟全球化帶來的“後殖民”問題，一個是大眾文化與消費文化的盛行。
顯然，假設“現代性”能成為研究中國當代藝術發展與流變、衍生與嬗變的話語方式的話，那麼，改革開放以來的當代藝術史就需要不斷地重寫，因為，這裡涉及到對其成就進行重新評估的問題。如果不對這段歷史進行梳理、研究和重新評估，那麼，衡量當代藝術的“價值尺度”就無法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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