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對我的觀點曲解的同時,徐先生繼續著他的絕對化。他反覆申説的一個觀念,就是李白、徐渭是精神病,所以他們不可學。
如果説感情強烈的藝術家容易憤世嫉俗,在不平則鳴裏也容易沾染精神變異的因素,有一定道理。但也不要忘記,適度宣泄對於精神健康並無壞處。在長久的中國的封建社會或非公民社會裏,詩人們的宣泄恰是逃離精神折磨的途徑。只要是經過歷史淘漉流傳下來的精神作品,一定對人類精神培養有價值。這其中,還可以具體劃分,有些藝術家十分外向若李白,有些則相對內向若杜甫。李白的外向使得他的嫉惡如仇很容易與外界發生衝突,即以面對“權貴”而言,李白就明白地喊出“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令我不得開心顏”;而杜甫則自謂“朝叩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所潛皆悲辛。”“不開心“和”潛悲辛”,後者的精神侵害更深入,更長久。真若讀進杜甫,他“蔑視權貴”的心理絲毫不弱于李白。他們受到的精神傷害,杜甫的隱忍潛默比起李白的公開宣泄,實際上也更為深重。看杜甫的詩:“思鄉望月中宵立,憶弟看雲白日眠”,懨懨之態何其明顯,但這依然是好詩,是百無聊賴中一個詩人形態的生動寫照。徐先生在鼓吹“學杜甫”之際,遠未深入杜甫的作品和內心。我説杜甫相對內向,是與李白相比,在袁宏道的《徐文長傳》裏,他則是被歸為徐渭同類人的。 “是時公(胡宗憲)督數邊兵,威鎮東南,介胄之士,膝語蛇行,不敢舉頭,而文長以部下一諸生傲之。議者方之劉真長,杜少陵雲”。我舉這個例子,只是説明,徐先生的舉例恰可推翻自己的立論。徐先生離開藝術學術的範疇,大講對青少年的心理培養,提倡寧可無成就,也要保平安。但他又忘了,離開了人的性情精神的自然發展,即使每日如履薄冰,也未必有真平安。契珂夫有篇小説,主人翁的心理行為,絲毫也不“蔑視權貴”,而且尊重官長,禮節有加,完全符合徐先生開出的處世之方。但不幸有次看戲,此公務員無意間一個噴嚏打在將軍腦後,將軍雖然不悅,事後也就拉倒,這苦人兒卻終於把自己嚇死。契珂夫小説之題為《一個小公務員之死》,但所雲顯然非公民社會,在相類環境裏,庶民權利是被“權貴”“蔑視”的,中國曾經有長期的相類歷史。李白、杜甫這些優秀詩人,宣泄自己的“憤”“嫉”,也追求自己的理想,引起共鳴,適成詩國傳統。舉這些例子,固然説明謹小慎微也未必頤養天年,但我也還並不主張無緣無故去蔑視什麼。人應該有傲骨,但不必顯傲氣,志節可昂揚,氣息當寧和。如果橫逆在前,不得不傲,則寧傲富豪不傲庶民;如果不平在即,不得不蔑,則寧蔑權貴不蔑同儕。徐先生反覆強調“充滿感恩”,十分反感“蔑視權貴”,尤其不滿“憤世嫉俗”,似乎自己十分禮敬馴良,真堪師門有幸之佳弟子。我不想在這裡談自己沒有驗證過的聽聞,也不引述別人的議論,只是看徐先生自己的文章,他寫道:“有一位治中國美術史論的前輩與我討論某個問題,我的兩篇文字之後,他便表示從今不寫中國美術史的論文了。”這説明什麼?是你的文章説服了對方,那麼,他得到了教益,對以後的研究會有裨益,怎麼卻從此罷手?難道真若李白黃鶴樓遜崔顥,馬克思于詩讓海涅。我相信這些可能都不存在。存在的事實是,徐先生之所謂“感恩”,“知恥”,竟是要前輩對他感恩,因他知恥。這已經不止“自鳴清高,自視甚高”了。邏輯混亂還可以造成意識的淆亂。“如刀的文字只對感恩知恥的人才有用”。“感恩知恥的人”是徐先生最為推崇的,怎麼還要施以“如刀之文字”呢?是前因後果顛倒還是比擬不倫呢?有如刀之筆,自己寫文章談意見足矣,卻又拉出章祖安先生助陣,豈不露怯?我沒有見到章先生的文章,不敢遽論,但某人的某次誇讚是否就可以處處生效,永遠有效呢?只有絕對化的思維才會蹈此狹路。
徐先生的很多説法,缺乏細微的分析,往往一言以蔽之,本來的一點合理性,都犧牲于他自己的鹵莽滅裂。比如,談到“二王”,他就忘記了父子人生軌跡之具體幽微,説他們都與憤世嫉俗的性情無緣,其實,王羲之的性情並不一味平和,李世民署名的《晉書·王羲之傳論》就明白説他“骨鯁”。在為官期間,王羲之就一直在嚮往歸隱,他作“運民帖”時就對官場煩冗深惡痛絕,作“誓墓文”時更是指天發誓要離開權力爭奪。王羲之的最後去職,就是和他的頂頭上司王述不和,他對現實的“憤”“嫉”,幾乎到了被朝廷視為異端的地步。越是因為憤世嫉俗,越是在書法裏用雍容幽雅的筆墨平和自己的身心,這才是王羲之。至於“小王”,他本來和自己表妹是青梅竹馬之情,以後卻違心離婚,做了皇室駙馬,以至懊惱終身,未壽而歿。這些,正是需要仔細分析探擷的傳統文化底蘊裏的複雜性,卻被徐先生捆綁到他的和諧營寨裏去當擋箭牌,豈不倒執干戈,反戟自刺?
樓建明(浙江) 書法
徐先生為説明徐渭為人之不堪,幾乎可與秦檜嚴嵩同列。徐渭在徐先生眼裏是個絕不能學的典型,似乎學了徐渭就會精神分裂、家庭破裂、生命滅裂。這樣的大聲疾呼自然應該引起注意,但是,也依然給人困惑。君不見齊白石非但要學他還明章大號地宣佈自己是“徐青藤門下走狗”。齊白石非但沒有發瘋短命毀家傷人,在現代書畫家裏還成為頭號壽星。他的“庸福”也不淺,子孫滿堂不説,結發老妻濡沫一世,臨了還給他找個填房,那生活真正是再和諧不過。舉這樣的俗例,恰足證明徐先生的自例無稽,宣説無理。
徐先生的文字,也非一無是處,他對我詩歌的批評就有正確的地方,我當實事求是以待。那首詩裏我用“孔明”對“陸游”,以意傷律。律既有傷,就不以意作辯。寫舊體詩要講平仄,這一點我和徐先生沒有分歧,也不因為受到批評而製造分歧。有點需要説明的是,現在的寫舊體,有用普通話為標準的新韻與用以宋代中州話為標準的平水韻的區別。我個人目前傾向用普通話新韻。徐先生批評我詩中“誰識禦苑化邊頭”一句中的“識”字將仄聲當平聲用,所以與上句“又寫蒼山萬木秋”不能對,又與下句“驃姚騎射林中虎”的“姚”字不能粘。按普通話讀音,“識”字為第二聲陽平,既與上對又與下粘。我是在傳統文化荒廢裏成長的,一切全出自學,舊詩格律是我還需要長期學習的一個方面,但我不可能待格律完全精熟再作詩,同時我也認為,詩詞裏的情感、意境、詞章、趣味是比格律更加重要的東西,只有在融合的演進裏才會趨於成熟。這可能不適宜他人,卻是我自己的學詩路徑。在學詩方面,“無法才是至法”與我無涉,是徐先生自造的荒謬,應該原物歸還。他武斷《美術報》副刊發表我的一組詩“也是作為對我(他)的更有力反駁”。太想當然了。事實是:那組詩早在我撰文批評他之前,就寄給《美術報》了。
何湘玲(香港) 書法
引詩比寫詩要容易得多,但引詩也有見錯的。徐先生文中所引兩句詩:“眾人皆欲殺,我獨憐君才”。杜甫有懷念李白的《不見》一詩,原句為“世人皆曰殺,我意獨憐才”。徐先生擅改之下,詩味頓寡,連平仄也不通了。以平仄為性命的徐先生,這是不該有的疏漏;倡揚“李白不可學,杜甫可學”的徐先生,這是不該有的紕漏。但我也不以為是什麼大不了。電腦軟體的漏洞尚且屢見不鮮,況人腦乎?況手民乎?不至於“堪友儕拍案哀哉”!對於傳統文化,我沒有徐先生那樣“刻不容緩”“揭露惡意的或善意的打著‘弘揚傳統’旗幟的反傳統實質”的緊張和滅此朝食的氣概。什麼是“傳統”的“實質”?尋繹群費,迄難遽斷。心境若行山陰道上,看千岩競秀,萬壑爭流。徐先生説“最高級別的藝術較量,往往落實到政治權力和經濟實力上的較量。”此種言語,即使出於權貴,我還是要“蔑視”一回。汝若信此,乾脆把官府大印和銀行支票擺出來就行了,還寫什麼文章!我是毫無政治權力和經濟實力者流,與徐先生的這點議論也遠非“最高級別的藝術較量”,但我相信藝術觀念上的爭論還要靠講道理來解決,有幾分事實説幾分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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