邏輯與心態

我在《詩律與文格》一文中批評了徐建融先生的一些説法，主要是針對他關於作舊體詩兼涉傳統文化的一些絕對化的觀念。徐先生的《白話蔑視權貴説》出來了，我首先注意的是自己對徐先生的意思有沒有誤解之處，這應該是辯論的前提，如果不搞清對方的基本觀點，混戰一通，即使勝利，那是對假想敵的勝利，沒有任何意義。徐文還沒有提到我有誤解曲解對方之處，證明我之批評並非無的放失。徐先生的興奮點依然在強調其“李白、徐渭都是精神病”，偏執益發明顯了。對我的一些觀點，徐先生則先作曲解，再施撻伐。在這裡，先澄清曲解，再議其偏執。

我認為中國詩歌傳統裏並不排除“憤世嫉俗”，我在談到李白的同時，對杜甫也毫無貶損，更非除“憤世嫉俗”無他愛。王國維曾經講過，詩人有“主觀的”與“客觀的”之分，李煜就是“主觀的”詩人之代表，一輩子在深宮大院裏消磨，“世”與“俗”他都不甚了了，叫他如何去“憤”去“嫉”？但他對人生美好的珍惜與惋嘆，對生命終極的追索與悵惘，發而為作品則讓人盪氣迴腸，與“憤世嫉俗”無緣，但依然可愛也有一定的因素可以繼承。喜歡蘇東坡、辛稼軒，也不否定姜白石、周清真。可能在某個時期對某家有偏愛，面對浩瀚的文化傳統，更要注意全面的吸納，絕不可以一家之好惡定蓋世之臧否。在當下“國學熱”的語境裏，這是尤其需要謹慎對待的。我的觀點，到了徐先生筆下，就成了“認為只有憤世嫉俗、蔑視權貴才出得了優秀的藝術”。“只有”二字，就泯滅了具體而微的分析，戕殺了切磋斟酌的意義。這樣的思維方式，在我們的歷史上並不陌生，但那是特殊年代的産物。徐先生耽溺斯伎，足發人噱嘆。徐先生還有一個邏輯：凡反對什麼，就是自己想得到的東西沒有得到，那反對的就是想往的。這個絕對化的推論，用之於絕對化的徐先生，倒有幾分合適。他心中填了很多“只有”，便強派別人也一樣“只有”。然後自説自道地進入精神放縱，在邏輯的混亂裏講得越多越糊塗，在心態的扭曲裏走得越遠越偏執。他不蔑視權貴，卻敢於蔑視事實。因為他的立論是絕對化的，不可能客觀具體地進入邏輯軌道，只能張大其詞，拿科學發展、和諧社會這些顯赫概念，加以殺人、危害婦女這些不倫之喻，欲申其説，當然，其主要方法還是曲解對方觀點，先將對方觀點絕對化、荒謬化，再加攻擊。　

我認為當代書畫家應該有傳統文化修養，因為書法家以文字為表現工具，對詩的修養（更妥貼些説，應該是詩文修養）就應該更多於畫家。至於畫家，則未必人人都寫詩，但詩情對於畫意依然起作用。我特別提到：傅抱石就不怎樣寫詩，但他畫中的詩意最濃。分而論之，意思是明白的，見諸徐文，卻變成了“只有工詩才是優秀的書畫家”。這豈非在書畫家裏製造寫詩與不寫詩的矛盾？我認為杜甫可以學，李白也並非全不能學，溫柔敦厚不壞，憤世嫉俗也不否定，在徐先生筆下，則被引申為“舉天下人而從奇異打基礎，以奇異為主食，”將對方有分寸的表述放大到無分寸，這是最懶惰省事的辯論方式，當然，也是最無效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