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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就該各搞各的？
1980年代，在意識形態的訓練場和鬥獸場走出來的一代藝術家，最不缺的就是集體主義的慣性。集體記憶、集體意志、集體精神往往會時不時地覆蓋每個藝術家的個體表述，甚至遮蔽他們的個體存在。最火爆的例子，遠有英國青年藝術家（YBA），近有中國當代藝術。這兩種集群概念的塑造，有助於其異軍突起的爆發力和國際社會的關切度。1990年代以來，以這兩個概念分別構成或采編的國際藝術展覽數量可觀，堪稱國際藝術熱點。但關鍵的是，集群概念所涵蓋的略顯模糊的藝術家群體身影中，究竟有多少張個性面孔能夠清晰浮現？他們能否以各自迥異的藝術個性替代、或消解原有的、勢將過時的集群概念？
時至當下，英國青年藝術家一詞早被達明?赫斯特(Damien Hirst)、馬克?奎因(Marc Quinn)、翠西?艾敏(Tracey Emin)、道格拉斯?戈登(Douglas Gordon)、薩姆?泰勒-伍德(Sam Taylor-Wood)、和查普曼兄弟(Jake &Dinos Chapman)這些個體藝術家顯赫的名字所取代。一片星雲，最終演化為一個個散發著自身光芒的孤獨星球。
那麼，所謂中國當代藝術呢？從85新潮風起雲湧的青年藝術群體、後八九的政治波普和玩世現實主義、艷俗、到國際雙年展症候群、卡通世代，中國的藝術家埋頭于中國當代藝術的概念迷霧中茁壯成長，多見的是一撥撥的藝術運動的衝擊波和藝術潮流的洗禮，少見的是藝術家個人風格流變和個性化語言方式不斷推陳出新的軌跡。更為鮮見的是，藝術家個體創作軌跡內蘊的學理邏輯和後勁綿綿的創造能量。1990年代以來，歐美持續升溫的“中國熱”似乎催生了一股新的藝術力量及價值觀。而2008年中國當代藝術的市場泡沫的擠破，又似乎使神話終結於神話本身。從教科書依賴，到踐行理論的路徑依賴，藝術家在體會“知難行亦難”的雙重困境中，仍在形式、方法、觀念乃至思維方式上紮堆取暖，延續著集體主義年代的習慣。“中國牌”打完了；重新洗牌，一起玩智力雜耍；再洗牌，一起玩知覺震撼。中國當代藝術在一輪一輪的精神同構的危機中繼續一統江湖，如同一種體制的“章魚”，統攝、盤整著年輕及更年輕藝術家的叛逆激情和想像力。
當下，確乎也是一個歐美當代藝術步入創意趨同化的時期，其精神子彈正要打光。然而，這又一個後發展國家、地區經濟崛起、文化軟力迅速提升的當口。歐美下課了，該輪到我們後發展國家、地區自己出場了，但藝術家是否已經做回了自己？
對中藝術家而言，做回自己就是中國當代藝術嗎？不得不説，“中國當代藝術”是改革開放30年的産物，這六個字，在特殊時期起到描述、命名在中國及中國海外藝術家集群的創作中發生的當代藝術。但中國當代藝術中的“中國”這個定語，卻使其有別於當代藝術這個具有普世性的概念。在歐美眼中，“中國”成為一個標簽和LOGO，其實既突出了當代藝術在中國的某種特殊性，又演示了妖魔化的帽子戲法。譬如中國熱、市場泡沫，再譬如模倣行為、過時的“創新”思路和後發優勢中的巨大利益考量。中國當代藝術對個體藝術家而言，又是一個集體的緊箍咒。只會帶來諸如中國身份焦慮、地緣政治焦慮、意識形態焦慮和異國情調焦慮等四種揮之不去的陰影，而難以彰顯個體藝術家獨具的個性風采和魅力。
那麼，去掉一個舊的標簽和LOGO，當代藝術在後發展國家、地區就獲得自由、獲得正當的語境了嗎？會不會有一個新的標簽和LOGO飄來？在藝術家的個性化表述的語言、風格越來越鮮明的今天，如果“中國”模式是一種不可替代又難以輸出的經驗，那麼當代藝術在後發展國家、地區積累的其他集體主義的文化經驗，是否仍象徵著一種普世性，抑或局限性？
跳出中國當代藝術，來看到當代藝術本體和人類整體的人文精神，有些問題其實是相同的。當代藝術借現代性和全球化之力，正在把所有文化原型吸納為補充營養，並整合為當代藝術體制“章魚”的一部分。
針對當代藝術這個巨無霸系統，個體藝術家的星光是微弱的，但忽明忽暗，引領了人的個性解放所指向的人類未來的精神發展。於是，藝術家各搞各的，就是個體藝術家突破共性和集體夢魘的主動出擊，突破物件就是當代藝術的既有體制和規則。各搞各的，是藝術家試圖擺脫既有藝術體系生成和對抗體制收編的不斷努力。
各搞各的，是每個藝術家相互拉開距離、漸行漸遠，各走各的個性極端，以行動驗證對自己的重新發現。各搞各的，是超越集體意識和集體無意識的一種認知優勢。不但使藝術家超越後發展國家、地區當代藝術的概念局限，重返當代藝術的原生態海洋；而且超越當代藝術的學理邏輯、遊戲規則和運作機制的整個系統，重返藝術原創的出發點。
對一個一招一式都想自我消化的藝術家而言，一切歸零，有助於他在個體藝術坐標繫上的進行重新起跳。
各搞各的，是當代藝術的一種岐觀，其實，它是著眼于藝術未來的一種態度。
藝術就該各搞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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