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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初，北京通州博物館舉辦了“心跡、墨痕、當代作家、學者手札展”暨研討會，筆者手札有幸忝列其中，但因教務繁忙，無法脫身前去參加展覽活動和研討會，頗覺遺憾。心中悵悵，終入夢寐。醒後，寫了一則百字的小文《記夢》，雲：某夜，寒窗下眠。夢中赴京，趨臨通州書札研討會，逢一白髭叟，遽發奇論。旋奪友人手中書，當眾撕毀，眥目大叫：“傳統於今日乃成僵屍，一定要打倒！我聞此言，扼腕痛之，怒而離席。不意此公尾隨而至，忽一轉頭，翁乃現形為一巨蟒。予疾揮劍，手刃之而後快焉。”
應當説，手札、詩稿、案牘，皆是文人日常生活中，不可須曳離開的必修課。然而今人的書寫工具，由毛筆置換成了鋼筆，再由鋼筆置換成電腦寫作。這無疑是書寫工具表面的更新先進，而實質是書寫工具人文功能的退化。依賴敲鍵盤寫作，雖然便捷、快速、容易修改、謄錄。但負面作用是有害健康，看不到修潤文稿的痕跡。失去了書寫底稿應有的文獻價值。如果從書法的立場來觀照，這種非人文的寫作方式，會變得冷漠刻板、偏執、極端化。傳統意義上的毛筆書寫，漸漸退出歷史舞臺，造成文化上的斷裂和人文精神的缺失是不可估量的。
在當下書壇浪潮，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涌動之際，真正重視書寫內涵的人，逐漸淡出弄潮人群的視線。手札的興起，是書法尋根的再度崛起。也許有人會認為，這種書寫傳統是“死灰複燃”，並不可取。誠然，手札尚屬陽春白雪中的一束孤芳，在庸俗文化氾濫的年代，無法遮蔽它被遺棄的命運。落寞得顧影自憐，清高得遺世獨立。在深具普世文化的大環境裏，顯得多麼不合時宜。相反，文人的高蹈和特立獨行的情懷，依靠什麼來釋放，詩稿、尺牘是他們慣用的手段。
以往我們所習見展廳裏的書法，愈求筆精墨妙，愈難掩飾書寫過程中的“做氣”。而手札的品質恰是任心自運，非關外物。不啻是作者內心獨白和自省自察。手札的文化含量似乎要遠遠超過它的書寫本身。展廳中的書法，猶如戴假面具，在舞臺上表演。起碼是經過刻意裝束，使出渾身解數來引起別人的注意。而手札卻不必裝腔作勢，以字來取悅於人。手札更多是作者用筆墨向知友或親人傾訴，減去鉛華與矯飾，多幾分灑脫與淡定。如果説手札是作者的心電圖，也毫不為過。書札中所隱含的私密性，為後人洞察，考證的必要文獻，這類第一手材料，為研究者提供了重要的佐證。由此來看，書札的價值豈可小視。
通常的毛筆手札書寫，大抵沿用傳統的箋紙，文言或半文言體。採用這種文言或半文半白的語體來寫一通函札，收信人一定要具相應的文化品位。否則會為解讀手函，帶來很大的障礙。文言和半文體信函，不單語言凝煉，甚至有些隱諱。語言缺乏限定性。但這種腔調很懷舊，頗具古雅氣息。毛筆書寫書札，多為稿體，即行草雜糅，一任自然，直抵本心。
自“五四”以來，推行白話文是新時期文人競相標榜的風尚。一切守舊的東西都是被顛覆的對象。但幸運的是手札還保留著，只是在行文上，以半文半白文體為流行。一直到了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傳統的藝術遭遇將被打倒的局面。古文寫作成了守舊的標誌。即便語言學家王力也替白話文鼓吹。他雖然是古代漢語專家，但很反對用古文來寫作。王力認為學古代漢語是為了研讀古書的。沒必要用這種舊體來寫作。如果誰用古文來寫作文，他就不會錄取這樣的學生。在只有白話文才是進步的時代，無疑是受極左的思想嚴重影響。現在想想，也有些偏頗。
筆者以為，寫手札的文體不重要。重要的是所使用的語言，是否能夠準確傳達書寫者的思想。古文和白話文應並行不悖，只要運用得體就可取。現代人的生活節奏很快，能悠閒地用毛筆寫上一通信札或一頁詩稿，或一張便條。都可以看成對民族傳統文化的熱愛，應該受到尊重。當然這種古雅的交流方式，不利於在民間推廣。個中緣由，似乎已被庸俗文化所包圍，成為民眾網路交流之外的另類。正因為諸多有識之士的傳承和發掘，手札才不會消失。幸甚！幸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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