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滋溪與張元合作的作品《突圍》屬於國家重大歷史題材中“敵後抗日持久戰”範疇。作為資深歷史畫創作者，孫滋溪曾創作出許多優秀的“紅色經典”作品，他在1995年創作的《突圍》取材于膠東抗戰史上著名事件“馬石山慘案”。為紀念“馬石山慘案”死難的英魂所創作的《突圍》(素描稿之一)曾被特邀參與“勿忘國恥——紀念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和中國抗日戰爭勝利50週年全國美展”，並於2006年參與“國家重大歷史題材美術創作工程”。　　

　　據孫滋溪介紹，這幅作品創作的歷史背景是1942年抗日戰爭的最艱苦階段，日本華北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調集重兵對我膠東抗日根據地進行大規模“鐵壁合圍”和“拉網掃蕩”，將我抗日軍民數千人包圍在乳山縣境內的馬石山，日軍在山下點起篝火，形成密集的火網燒山，戰士們在夜色中突破重重包圍掩護群眾突圍往返于馬石山主峰，戰鬥到次日淩晨，最後彈盡糧絕全部壯烈犧牲。在這次反掃蕩鬥爭中，被日軍屠殺的軍民共計500余人。　　

　　“《突圍》就是以這件史實為背景，選取描繪我軍戰士奮不顧身保護群眾突圍的場面，表現一個偉大民族和人民不可戰勝的民族精神和英雄氣概，展現人面對死亡脅迫時的生命狀態。”孫滋溪説。　　

　　而在作品的具體實施中，張元主持的中央美術學院油畫係材料藝術工作室，首次將國家重大歷史題材美術創作工程課題納入教學，在實施中張元進行了不同以往于油畫創作前期準備的全新教學設置，推出“創作方案”研究專題，將此課引入歷史題材創作教學之中。　　

張元表示，“創作方案”研究對於大型藝術創作、大型綜合展覽是非常必要的，它區別於以往一張草圖、一張照片就可以進行大幅作品創作的情況。它強調“創作方案”的生成性、開放性，在確定主題內容之後運用“方案”進行多種可能性的創作構想和語言實驗，確定作品在不同展示空間的詳細展示方式，並對作品經費預算、作品實施進度都應有詳細計劃，尤其強調“方案”具有獨立的藝術性，是可以獨立展示的作品。它包括文本、構思草圖、素描草圖、色彩草圖、若干資料、不同空間展示效果圖、作品局部實驗(變體畫)、創作成本預算及可行性報告等多方面的立體構想記錄。由於材料藝術創作實施的特殊性，以及與空間、裝置、觀眾的互動聯繫，使得“創作方案”對於材料藝術學科尤為重要。　　

　　創作訪談：　　

　　《美術週刊》：您如何看待中國的歷史畫傳統?　　

　　孫滋溪：提到中國歷史畫，大家馬上想到的是《狼牙山五壯士》、《地道戰》、《開國大典》這些廣為流傳的經典作品，它們無論從主題內容確立、精神內涵表達，還是情節場面形式、人物形象的藝術把握，都遵循著一個原則——即革命現實主義寫實繪畫原則。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的文化形態受蘇聯革命現實主義直接影響，中國革命現實主義自延安文藝座談會始就已經確立了在藝術界的主導地位。中國革命現實主義油畫在以工、農、兵為主要描繪對象的內容基礎上，形成了一套相對固定的歷史畫創作模式，內容上突出典型形象、典型情節、典型環境，藝術形式上以客觀再現性寫實油畫技巧為標準。在這一創作模式的主導下，50多年來誕生了一批批為大眾所熟知的歷史畫。　　

　　這些歷史畫表現歷史的同時也締造著歷史畫的歷史，美術史的形成促使著觀眾形成固定的審美欣賞習慣和審美標準，加之美術院校幾十年來不變的單一寫實繪畫訓練體系，也為這種現實主義審美提供了一批又一批後續力量。久而久之，包括很大一部分專業人士對西方繪畫嚴重誤讀，簡單地把現實主義油畫奉為唯一途徑，把豐富的西方繪畫藝術語言體系統稱為油畫，或把寫實主義畫法當成西方傳統繪畫的全部，從而導致藝術創作的單一和藝術教育的滯後。　　

　　《美術週刊》：您認為當前的藝術創作氛圍如何，材料藝術在《突圍》中會如何運用?　　

張元：當代藝術已隨著社會發展走入後現代的多元時代，單一的藝術創作模式顯然已不能滿足文化建設的高端與普遍需要，多元文化並存符合藝術創作的多樣性規律。此時，探索當代歷史畫創作在傳統基礎上進一步拓展創作語言的可能性，尊重藝術規律，從藝術本體出發，從語言研究入手，將認識論與方法論有機整合，重構語言秩序。《突圍》旨在在規定主題的限定下，最大限度地開發綜合創作能力，以求探究實驗材料藝術語言介入歷史題材創作的承載空間，拓展出歷史畫創作新的語言界域。　　

　　《美術週刊》：無論一個人的繪畫感受、創作衝動從哪來，繪畫藝術説到底還是個人的創作過程。構成繪畫語言的要素無論怎樣豐富、複雜，其根本要素總是離不開三點：造型、色彩、材料。在您看來，材料藝術的運用在歷史畫創作中能起到什麼作用?　　

　　張元：對於表現歷史主題、歷史思考的作品而言，材料藝術語言有著得天獨厚的表現條件。一段殘破的朽木，一塊風化的石碑，一片銹跡斑斑的鐵皮……這些材料物質本身就具有不可抗拒的視覺力度和審美魅力。這種不容置疑的力量是從材料物質自身特徵置入畫面的，這是材料藝術作品的藝術特色。材料藝術作品中的物質材料通常具有人類普遍的物質屬性和記憶屬性。歷史題材是對“過去時”的表現，因此物質材料的記憶屬性對於強化這種過去時的時間感，以及喚起某種人類對於歷史的普遍記憶是十分可貴的表達方式。有經驗、有能力的藝術家通常會擅于利用材料在作品中所設留的精神暗道，調動觀眾的常識與通感，從而達到某種精神上的共鳴。材料藝術是活性的、多元的、瀰漫的，更是裂變的、拆解的、碎片的，同一種材料100個人用就會有100種形式和表達。材料與材料的不斷碰撞將以倍數關係引伸出許多“異域”，從而生成出更大的空間。當代藝術是多元多解的，通常體現為作品表達與形式傳達所形成的多種解讀關係。如果説所指與能指的錯位為材料語言的介入鋪展提供空間，不如説材料語言的自覺自律性和藝術材料的多重文化價值解讀，為所指與能指的錯位提供了多種可能。這些“材料”的藝術文化特性都決定著它對於歷史主題有著非同尋常的承載力。　　

　　《美術週刊》：您眼中的中國近代史是什麼概念，在藝術創作中如何重現這段歷史?　　

　　孫滋溪：中國在近代歷史上都是災難深重的，山河破碎，千里廢墟，同樣的政權跌宕，運動波漣，正所謂“國家不幸詩家幸”，豐富的歷史資源應該成就劃時代的藝術大師和藝術力作，但僅就歷史題材創作而言，我們的作品在精神表達的豐富性和形式語言的多元性上都尚有許多需要努力的地方。　　當代藝術已隨著社會發展走入多元時代，人類對歷史的解讀和對自我的解讀也日趨多元，傳統現實主義寫實繪畫所擅長歷史作品表達已成為多元格局中的一局，時代的發展要求出現與之相適應的藝術理念和形式，歷史畫同樣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