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群：從“絕對原則”到“ 後烏托邦之輕”
郭曉彥
從九十年代開始出現的被稱為“全球化”的世界現象下的“東北”社會現象，與其説是“歷史資本主義”（布羅代爾語）發展到“全球化”階段的結果，不如説是“後社會主義”，或借用德里克的定義，“後革命”、後社會主義革命、後文革（以及後改革？）——這個模糊時代的特産。 當今世界的變化與其説是資本主義擴展變化的必然，不如説首先是社會主義世界變化的結果，至少，離開前蘇聯的瓦解、前南斯拉伕的離析以及中國大陸政治和經濟文化政策在80年代末的急劇變革，資本全球化及前經濟和軍事權威的絕對化是根本不可能的。而如果從“後革命”的角度看“全球化”那麼因特定的改革政策而劇烈影響下的可以説直接體現了“全球化”在中國和亞洲這個領域特殊的方式和進程。在這個特殊的過程中“資本的全球流通”僅僅是故事的一半，而另一半在很大程度上涉及到“後革命”時代負載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內涵以及他們對“世界”前景的影響。
但“後革命”時代作為文化符號所負載的政治文化含義卻不僅是“資本”之外或是“商品”之外而已。他們還代表了“後革命”的歷史主體以及這個主體與“他人的歷史”的遭遇。後革命主體位置——經過社會主義革命和文化大革命以及“後文革”時代的主體——同時是資本史的邊緣和社會主義史的殘余。它可以同時容納對資本的鄙視和對社會主義的嘲諷。它不僅對批判和體認社會主義的過去提供了辨證性的視點，同時也為生長于資本史內部的人們提供了想像“他者”、想像另一種歷史的空間。
舒群從80年代始一直是堅持進行嚴肅的文化思考的藝術家類型中的典型代表之一，舒群認為建立一種新的時代“知識共因”來理解和進行文化批判不僅是一個重要的歷史文化課題，還同時是一種分析批判意義上的閱讀策略。其在‘85期間創作的《絕對原則》，表達了某種知識分子式的理性的、冷峻的思考，“面對一個虛無，一個無限的虛空，一個看不見底的一個虛空，直至將民族的書寫提升到抽象的高度。”（舒群語）舒群在日後的訪談中談到，當時他們主要是深切地感受到一個時代結束了。那就是以傷痕、鄉土為代表的那種天真的、素樸的，同時也是簡陋的（後文革）認識論已經可悲的退化了。新的歷史文化情境要求藝術家必須呈幾何倍數地擴展他的認識論視野和發展其批評判斷能力。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舒群推出了他的“理性繪畫”及其文化批判綱領。雖然對文化批判、文化進步等權重性的追求和急切表達，使這些作品在很長一段時間裏被認為是哲學觀念的“圖解”，但他的作品指向明確、意求構築“新美學”的態度仍表現出一個嚴肅藝術家在面對重大歷史變動時刻的思考深度和能力。
在近幾年重新創作的《工農兵》系列中，舒群意圖提示一種“文化現實主義”的文化批判態度，舒群援引本雅明的觀點：“一張照片可以製作出許多照片來；去質疑這些照片的‘可信度’是沒有意義的。”因此，在舒群看來，圖像已經成為消費社會日常生活的最終形式。在此意義上，舒群信奉波德里亞有關“二手真實”的宏論：“現實已經被‘超現實’所取代，在這裡，符號和它們所再現的東西再也沒有什麼聯繫可言。真實的事物迅速地‘滅絕’，對它的再現和複製正在將它‘屠殺’。”“對真實的那個定義已經變成：有可能給出等效的複製品的東西。”舒群以一種“重塑”塔薩代人的姿態“重塑”了文化或符號意義上的“塔薩代人”——“工農兵”。舒群説：“我們今天的問題凝結在‘二手真實’之上！”
在《毛話語：一個輕於烏托邦的未來文化方案？》（工農兵系列）這個主題下，舒群推出了他新近的思考——對烏托邦及其文化遺産的批判。
舒群藝術的主題始終和烏托邦觀念相關聯，舒群贊同詹明信的觀點：“只有更為廣泛的、馬克思主義的烏托邦內驅力才能與種種宗教衝動相抗衡”。
從最初的“理性繪畫”到“象徵的秩序”，舒群的藝術雖經歷了不斷的解構與嬗變，但作為其核心觀念的烏托邦精神卻貫穿在各時期作品的深層語義中，從《絕對原則》系列、《涉向彼岸》系列到《絕對原則消解》系列、《四項基本運算》系列、《文化pop·崔健》系列；再到《同一性語態·宗教話語秩序》系列、《同一性語態·一種後先鋒主義？》系列；最後到《工農兵》系列、《象徵的秩序》系列，烏托邦觀念一直是舒群藝術創作的基礎語法。
舒群認為藝術寫作正如尼采所説：“是生命本來的形而上活動”。因此，其一直將自己的藝術寫作視為文化批判和社會批評的戰鬥武器。與眾多當代藝術家把批評的視點聚集在社會事物的微觀層面上不同，舒群更多地關注的是對世界文明史的總體綱領的批判；是對社會管理的總體規劃的批判。
舒群認為世界諸文明都有自己的烏托邦精神，烏托邦精神在根本上就是一個民族的思想史，一個民族的敘事知識及其願景。舒群認為正如伏爾泰所説：“了解前人是如何想的，比了解他們是如何做的更有益”。經多年研究舒群發現各文明在發展自己的思想傳統的同時也相互滲透，相互混雜，隨著時代的發展，有些文明綿延生存至今，並且充滿活力，而有些文明則在因襲固守中被淘汰了。
縱覽世界文明史，湯因比所謂“二十一種文明源頭”至今仍然保持活力並擁有強大變革能力的文明也不過只有三、四種而已，而這所謂三、四種最具表現力、甚至佔據支配地位的，無非就是哲學界所説的“兩希”（希臘、希伯來）！以及目前越來越顯示出其未來學價值的“華夏文明”和“印度文明”。
舒群認為烏托邦這個概念在根本上講是緣自兩希文化邏輯的，而兩希文化從肇興伊始至今已徹底征服世界從而成為所謂全球化文明，但是兩希文化自稱霸世界以來卻逐漸暴露出其在詞根上的缺陷，這個缺陷被德里達名之為“邏各斯中心論”；被德勒茲名之為“轄域化”；被阿多諾名之為“同質化”。
舒群的近作《毛話語：一個輕於烏托邦的未來文化方案？》（工農兵系列）意在提示在經典的烏托邦話語之外，毛澤東時代為整個世界提供了某種輕於烏托邦話語秩序的烏托邦表達。所謂“輕”是針對“兩希”之《理想國》的“重”而言的，西方話語從“理想國”到“上帝之城”；從“上帝之城”到“烏托邦”；從“烏托邦”到“合理化鐵籠”（馬克斯·韋伯）；從“合理化鐵籠”到作為“媒介全景”的“景觀社會”，西方烏托邦話語秩序無不表現出其確定性邏輯的“致命的形式”（波德里亞）。這一致命的形式已經使世界緩慢地均質化、石化、鉛化。一種明確無誤的形式只適合無生命的東西，而社會是人類棲息之上的生命家園，對人來説，確定性永遠不能成為其本性。
在毛澤東時代，勞動成為一種藝術形式，“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愚公移山”；“乘風破浪地建設社會主義”都成為典型的興奮罩的作品。於此舒群看到在非邏各斯中心論的東方語式中，有可能産生一種超越邏各斯中心論之局限性的烏托邦話語，舒群名之為：後烏托邦話語。在此種或類似的東方敘事文體中，蘊藏著針對兩希話語之局限性而言，某種可以産生解轄域化之效能的“亞洲之光”。
約翰·拉斯金説：“沒有勞動的人生是罪惡的，但沒有藝術的勞動是野蠻的”。這句話，前半句是新教倫理箴言，即典型的兩希話語邏輯，後半句卻賦有後現代色彩，即超越兩希邏輯的某種表達。舒群認為《工農兵》所提示的話語邏輯正是這樣一種超越兩希的邏輯。一種藝術化、遊戲化的文化態度，這種態度深深地植根于毛澤東時代“勞動”這一偉大命題當中。
畫面上依然是我們精神熟悉的那些“曾經的現實”之圖像，但在這裡完全是藝術家用來進行自我思想反省和進行主體重建的思想“工具”，而並非對此的還原；一方面是藝術家面對時代命運的理性態度和構建精神場閾的努力，另一方面也顯示了其整合和修復身體思考力度的願望，提示著我們的思考如何超越感性與理性，現實與幻像，主體與客體的詞語羈絆，生發更主動及多意義的對於現實的感受和認知，並由此新界面的産生而獲得形而上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