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誼和理性

高名潞

我是在1985年11月底認識的舒群，有一天，他到北京東四八條的《美術》雜誌社找我。舒群的眼睛炯炯有神， 他説看到我在《美術》和《美術報》上發表的文章，很認同，故來結識。我們一見如故。我看到他帶來的北方群體的作品和文章，也很興奮。後來，就在我所執編的《美術》雜誌上登了兩版北方群體的文章和作品。那時候，這在《美術》是破天荒。但是，一天當我正要把這期雜誌的清樣編好，馬上要發到工廠去印刷的時候，主編下令拿掉這兩版。 這讓我至今仍覺遺憾。後來，陶咏白先生在美術報上發表了北方群體的宣言和作品。　

舒群無疑是85美術運動中最重要的闖將和先鋒人物之一，但是，和別人不一樣的是，舒群好像是運動激情的發動機。那個時候，我們常有聚會，只要有了舒群，那就有了生命表情。舒群的主要影響可能不在藝術圖式方面，而是在理念的宣揚和積極的社會活動方面。舒群是北方群體的創建者，但是舒群在85美術運動中的作用遠遠超出了一個群體的範圍。舒群是一個精力充沛、永不休戰的宣傳家和活動家，是85運動的“戈培爾”。1986年和1987年是舒群最活躍的時期。1986年四月，我向全國油畫藝術委員會推薦了舒群、張培力、李山代表85群體參加“全國油畫藝術研討會”，在這次會議上，我用幻燈片的形式介紹了85運動的群體。這種幻燈形式被認為是一種非常有效便捷的傳播方式，於是舒群把這個想法帶給了正在珠海畫院工作的王廣義。1986年夏天，舒群、王廣義到北京來找我，此後我們一起組織了珠海會議這個85運動的首次群體大聚會。

1986年也是舒群在體制任職最困難的一年，幾次調動和易職，均告失敗。我在內蒙古時的一位右派詩人朋友平反回到北京，在文化部的一個刊物任主編。我介紹舒群到那裏工作，記得舒群沒呆多久，那位朋友和舒群雙方均向我訴告如何不爽。1987年四月，原計劃全國農業展覽館開幕的第一次現代藝術展的活動因為“反資産階級自由化”運動所取消，於是我就想把這段歷史寫出來。於是拉出一個提綱，又邀請了周彥、王小箭、王明賢和舒群等一起編寫這部85群體的書。這時舒群正好剛剛調到北京農村讀物出版社作編輯，於是他説服了社長出版該書。後來，農村讀物改變主意，甘陽主編的《文化：中國與世界》則把這本書列為叢書之一，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舒群跑前跑後，張羅聯繫這些出版的事，做了很多無名英雄的工作。那時，藝術界和哲學、文化界的聯繫是非常緊密的。而舒群在所有的新潮藝術家中，對哲學和文化問題最有激情。也正是在這個出版和編輯過程中，我們和哲學界的李澤厚、周國平、甘陽等學者加強了聯繫，結為友誼。我們曾有過無數次聚會，那時的聚會不是今天意義的派對和飯局，而是“雅集”。辯論、讀詩、喝酒、唱歌。當然，雅集也不乏瘋狂和喜笑怒罵，而舒群總是我們聚會的發起和導演。

舒群是85運動中理性繪畫的最有力的代表畫家之一和最積極的鼓動者，可能在圖式的創造和影響方面，他沒有王廣義、任戩、丁方、張培力、谷文達等人更有影響力，部分原因是他在寫作和社會活動方面花費了很多精力，按他自己的話説，他並不屑于做一個畫家，而是要做一個思想家。所以，85時期的舒群是思想大於圖式，精英至上，絕對原則，對不同觀念決不妥協。他藐視“羊群”（大眾），崇尚和自詡為“超人”。這些都受到了尼采的影響。在八十年代，由於社會普遍對知識和文化崇尚，這種精英主義的絕對性能夠存在， 甚至對大眾形成一種權威力量。北方群體的崇高和純粹性正是來自這樣的超人哲學。北方極地（北方冰凍大地）作為文化的載體和象徵，就像丁方的黃土高原、毛旭輝的紅色熱土一樣都不過是一種文化或者生命至上主義的象徵。北方、西北或者西南已經不是地域，而是文化肌體和生命力。舒群在他的文章中所倡導的陽剛、向上、反個人、反瑣碎、反唯美纖弱已經不是一種風格趣味的問題，而是時代精神和現代性的價值標準。

在我們書寫85運動美術史的時候， 舒群的“絕對性”有時會排斥理性思潮之外的藝術現象。 我多次試圖從藝術史書寫的角度，而不是藝術家創作論的角度説服他，很多時候，舒群深感壓抑，甚至為那種“全面”和“妥協”而嚎啕大哭。然而，九十年代初，他也在很短時期內畫過一段解構性的“加減乘除”和書籍招貼之類的“波普”油畫。但是這終究不是他的內在本質，於是九十年代中期也曾作過一組本人參與的、有點兒像少先隊宣誓場景的行為錄影，似乎仍然堅持張揚一種理性的崇高的精神，他大老遠從北京寄到美國，給我看。但是，在九十年代初的到處充滿調侃的藝術情境中，那種集體崇高好像離人們已經很遠，甚至引起人們的驚恐。我曾經在北京聽到有的藝術家問我，“舒群要幹什麼？”聽口氣好像舒群是在搞納粹一樣。

九十年代末以後，商業時尚的波普充斥每個角落。有一次，舒群在重慶給我看他畫的（實際上是臨摹的）一些文革中紅、光、亮的工農兵“寫生”頭像。我頓時覺得舒群怎麼也搞起時尚了，就對舒群説，“完了，往日的絕對原則也墮落了。”舒群忙向我解釋什麼，當時聽來，也有些道理，但是終歸覺得有些不靠譜，有點兒功利味道。可是轉念一想，哪有不食人間煙火的人呢？所以，對自己的直言，也有點自責。近來見到舒群又回到他八十年代的那些冷峻抽象的以建築為象徵的繪畫風格，心想舒群還是舒群。骨子裏是什麼還是什麼，裝也裝不了。

舒群能夠在成都西南交大任教長達十五年之久，而且教授美術史，讓我大跌眼鏡。他居然能夠在成都呆這麼久？想到當年武漢群英會，舒群是多麼了得。可今天在成都，好像隱居。要不然就是因為教師有言説的平臺，而言説正是舒群不能缺少的。不能向時尚大眾言説，就乾脆向知識大眾言説。“知識大眾”是舒群創造的一個詞兒，專指大學生和文化愛好者。另一方面，或許舒群天生就有喜歡孤獨的一面。在成都，大概能和舒群説得來的不一定很多。“喜歡孤獨的人不是神，就是野獸”。不管舒群是哪一個，總之都還是有靈性的。

舒群的性格是一個矛盾體，執著衝動和妥協隨和，理性激情和實際功用自然而又不假修飾地綁在一起。無論怎樣，舒群是一個懂得愛的人。愛是一種宗教感，不是江湖的義氣。後者更多的是給予和被給予的社會關係。而真正的愛是超越功利的。舒群可以做到對朋友愛得痛苦乃至哭泣，但是在一般標準看來，舒群不免有時顯得愚鈍和不和時宜，並不精明。但是，我認為這正是舒群的可愛之處。在一個一切都太成熟的時代，我們需要一些“不成熟”。　

最後，有個涉及到我和舒群關係的傳聞，事情的緣起是有人在談到我在1986年發表的“理性繪畫”一文時，説“理性繪畫”的概念是舒群先提出來的，言外之意好像是我從舒群那裏拿來的這個概念。我想在這裡簡單澄清一下這件事，無關我們個人之間的事。澄清的必要性在於它涉及到當代藝術史的問題。首先，這種傳聞八十年代沒有出現過，到了九十年代才出現。其實，傳言者只要認真把八十年代的發表物進行考察，很容易找到“理性”“理性主義”和“理性繪畫”的概念是怎樣出現的。1985年，我連續在《美術》、《中國美術報》、《文摘報》和《走向外來》等雜誌上發表了多篇論文，提出理性和理性精神的問題。比如在《今年油畫發展的流派》中首次提到了“理性主義”，用以批評後文革的風格主義現象；在《三個層次的比較》，《當代藝術的群體和個體意識》等文中提到了國際青年年美展和85年浙美、央美和川美畢業生創作的脫離舊現實主義的理性傾向。在《新洋務與新國粹》中提到了中國當代文化需要“理性精神”的問題，在《中國畫的歷史與未來》一文中批判了元明清以來的個人表現，讚頌了北宋山水畫的理性精神，討論了中國現代藝術的大師們如何逐步喪失了理性追求，殊途同歸到傳統審美表現的現象本質。這些論文都是在我還沒有認識舒群的時候發表的。我認識舒群是在1985年底，那至少是１９８５年11月份以後的事。 而且那個時候，舒群的文章還從來沒有在國內藝術理論界發表過，傳播過，怎麼能説我是從舒群那裏拿來的概念呢？

概念的延續使用説明瞭一個人的理論和思想邏輯。從“理性繪畫”到“極多主義”再到今天的“意派”是一個合邏輯的發展。我在１９８５年不斷提出“理性”這一概念，因為它是我的批評和思想的核心關鍵。理性的概念與我對80年代藝術現象的跟蹤和批評緊密相連，而且也和我對傳統的現代性轉化的思考緊密相關。所以，無論是從現實還是抽象的文化討論兩方面，都和我的理論道路緊密相關。1986年第一期的《美術思潮》，我發表了《一個時代的終結》，從批評後文革和第六屆美展出發，更明確地提出了理性主義應當成為新時代的理念和方法。1986年四月我發表了《85美術運動》的報告，這是85運動首次出現，而且首次把85運動分成理性之潮，生命表現（後來在85美術史中我改為“生命之流”）和觀念及文化活動三部分。而我在1986年8月號發表的《理性繪畫》則是順理成章地對理性藝術的全面概括。“理性繪畫”無論是從這四個字的整體概念，還是從這個概念的發生發展方面，都是我提出的，是我的理論邏輯的自然發展。當然也是對所有這類傑出藝術家，包括舒群的思想和作品的總結概括。有關這方面的討論，有另外撰文，不在這裡贅述。我在這裡談我的批評邏輯和理性繪畫的關係，也是要澄清我和舒群之間關係的誤解。澄清我的邏輯，不等於貶低舒群的思想魅力本身。如果我們談概念傳播，從歷史學的角度，概念的歷史就是藝術的歷史本身，其中一個關鍵是，概念必須在傳播之後才具有歷史有效性。

第二，關於誰提出“理性繪畫”這個概念的問題，不但關係到個人的理論（不論是純粹理論批評還是藝術創作論）發明的事實問題，還涉及到一個大的歷史環境和上下文的問題。從這一點講，無論是舒群、丁方、我還是別人都被一個時代感悟所連在一起，無論誰先走入傳播，我們都是一個整體，儘管角色和角度不同。比如，即便在創作方面，丁方也是理性繪畫的中堅和開拓者之一，丁方在倡導藝術中的“黃土文化”和“西北精神”等方面甚至不一定比北方群體的北方文明晚，他早在鄉土寫實的盛期，就已經開始從理性的角度對鄉土風格進行了反思。甚至，更寬一些。在哲學方面，關於儒家的實用理性的討論，基督教和道教理性和非理性區別在劉小楓的《拯救與逍遙》中都有討論。所以，“理性繪畫”是一個時代，一代人，他不專屬哪一個人。當我們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既是在談歷史事實，也是在講精神超越。而“理性”也不會再回到它原先的哪個起點，它有了新的變體。

在舒群舉辦第一個個人展覽之際，我用這篇不嚴謹的短文向他祝賀，祝賀展覽成功。此外，僅以“友誼和理性”為箴言，讓我和舒群共勉。

２００９年４月２０日于匹茲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