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崇高—一個理想主義者的精神旅行

文/舒 群

當生活本身的教益已讓我們感到無話可説的時候，硬著頭皮去寫一篇隨感真是一件痛苦的事！但是能有機會與李澤厚老師這樣的思想大師一起專心致志地侃形而上卻是我多年的夢想，如今它已變為現實，我當然不能對此無動於衷。

先從這裡説起吧，18年前，我在魯迅美院讀書，消息靈通的同學來告訴我，李澤厚的《美的歷程》出版了。

我們班總共有16人，我們拼命地學習，一天14個小時，除吃飯，睡覺，上早操，幾乎把時間都用在了學習上，差不多每人手上都有這樣兩本書，《鄧肯自傳》和《美的歷程》。《鄧肯自傳》是我們用來了解現代人的窗口，《美的歷程》則是我們用來指導藝術實踐的聖經。那真是一個令人精神振奮的年代，每一個學生都有同樣的抱負：要把畫畫得比別人更好，書比別人讀得更多。我們這個班的精神真像是從軍隊裏學來的。

這種精神在我身上一直保持到今天。有時我常常想，如果換個地方，歐洲或美國，我早該做出一番扎紮實實的大事業了。但在中國不行，僅僅為了克服一種錯誤觀念，最聰明的人也要花去半生的時間。

對我而言，前半生的經歷就是這樣的經歷，我幾乎把所有的時間和精力都用在了與錯誤意識做鬥爭上面，因此我前半生的生活內容可以用兩個字來概括—批判。

1984年我有幸借到一本《查拉斯圖拉如是説》的複印本，從此，我的人生道路改弦易轍，追求做一個偉大的思想家變成了我的最終抱負。在此以前我讀書是為了畫好畫，而這以後卻是畫畫是為了傳播思想。那時我很迷信思想或換言之是理論的作用，以為可以通過正確的思想進行有效的溝通，於是也就可以因此而號召大家共同奮鬥去改變我們的生存環境。

受到尼采思想的鼓舞，我顯得相當自信，從不懷疑自己佔據著布道壇居高臨下的地位。

這種幻覺支援著我生活了10年之久。在這種幻覺的支援下，我綿延在海德格爾的詞語世界裏，一邊感受著詞語本身的魅力，一邊嘗試著把自己的“理論”套上去。這個時期我寫出來的東西真是玄之又玄，但這種玩弄語詞的遊戲的確讓人陶醉。

這種情形因為一次討論被打破了。

1991年年末，呂澎來武漢，武漢理論界和藝術界的代表前來會面。那天是在我家，飯後，呂澎發表演講，黃專和祝斌奮起抨擊。因為我和呂澎在閱讀經歷上比較接近，都屬歐陸一派，我便站起來幫助呂澎説話，於是就參與到這場論辯中去。在論辯的過程中，我驚訝的發現，他們的進攻總能擊中我的要害，使我動彈不得，由此我開始反思：是我錯了嗎？

帶著這個問題，我開始到處搜尋英美哲學的中譯本，羅素的《西方哲學史》、維特根斯坦的《邏輯哲學論》、波普爾的《猜想與反駁》、拉卡托斯的《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以及卡爾納普的著作，我都深入研究。於是我在主觀意志之外看到了更為強大的外部世界。

閱讀英美分析哲學給人感覺明快清晰，或許是此時我正需要從歐陸思想那種繁冗沉悶的氣氛中解放出來，初讀羅素的書，簡直令我耳目一新。他對浪漫主義略帶調侃意味的批判讓我茅塞頓開，由此，我學會了繞到劇場的背後看問題的方法。

這種懷疑主義的思考使人感到暢快淋漓，自從學會羅素那一套批評方法後，我的論辯就幾乎變得所向披靡了。假如哲學確如古代哲人所説，分環內和環外兩種，那顯然還是站在環外看問題更清楚些，至少就人間事物而言是這樣。

但是，或許沒有犯過錯誤就不知錯誤為何物。我抨擊浪漫主義者，所以感到特別痛快，正因我過去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浪漫主義者。

似乎做什麼事都不會一帆風順，分析哲學給我帶來的覺悟並未徹底剷除我的理論幻覺，因此，儘管我滔滔不絕，妙語連珠，卻從未被什麼人認真對待，包括那些令我欽佩的批評家和藝術家朋友。

這種情形曾一度使我深感憤怒，我在心裏罵道：這些兒子真他媽混蛋，他們對我提出的問題不屑一顧，恐怕原因只有一個，他們沒有真正的學術真誠。

在這種心理背景的作用下，我開始構想重新掀起一場聲援理想主義話語的運動，就像當年呼喚理性精神，策劃“’85美術運動”那樣。

1993年我在《當代藝術》上發表論文《誰是自由的敵人》。

1994年4月我在武漢大學舉辦了佔校園面積三分之一的行為藝術作品《舒群新理想主義藝術作品第一回展》。

同年8月在《二十一世紀》上發表論文《後現代不再是自由的守護神》。

所有這些舉措在90年代的畫壇和人文領域就如同在海裏扔下一塊石頭，除了我自己聽見了聲音，沒有引起任何回應，哪怕是一篇批判文章的回應。

1994年7月份前後我把這次行為藝術活動製成錄影帶帶到北京，在圈子裏邊放了一次，那晚老栗帶隊，王廣義主持場面，劉煒、王勁松、宋永紅他們一大幫都來看風景，在我的邀請下，陳曉明、格非也到了場。錄影開始播放，老栗始終皺著眉頭，後來乾脆走出了房間，劉煒、王勁松他們嘻嘻哈哈，老栗出門，他們也跟了出去。錄影放完後，一個留著一撮頭髮剃光頭的兒子跳起來抨擊我的“作品”，格非也在一旁幫腔，只陳曉明一人換個角度為它作了一點辯護。不過，我也沒有客氣，把那兒子奚落一頓，論罵人，他跟我還不是一個量級。

但説實在的，這件事事後還是引起了我的深思。我懷疑大概對於自己的批評還不夠徹底，一定是什麼地方出了錯，否則最起碼我的工作應該得到認真的批判。同時我又懷疑是自己理論研究得不夠，沒有全面地、徹底地對文明史來一個嚴肅認真的批判，帶著這種矛盾心理我選擇了第二個答案。於是我又重讀柏拉圖、蘇格拉底、亞裏士多德、盧梭、康得、黑格爾和各類宗教哲學。大約花了一年時間，我邊讀書邊做筆記，帶著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雄心，我從柏拉圖一直讀到榮格。之後，一氣呵成，寫就了一篇洋洋五萬言的《新理想主義宣言》。在這篇文章裏，我以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的氣概橫掃柏拉圖以來一切古典意義上的理想主義話語，從柏拉圖到黑格爾，從盧梭到德里達，統統被我判定為退化的研究綱領而逐一給予猛烈抨擊。

然而，當我寫完最後一頁哲學筆記，合上書本，走出書齋的時候，世界本身已發生了深刻而急劇的變化。它使我批判的東西連同我的批判一起都變成了陌生之物。90年代下半段，這些所謂體現崇高理想的人文話語已基本徹底失去了它們的所指，變成空洞的圖像和聲音。

我最後讀完的那本書是賓克萊的《理想的衝突》，這本書的內容對我起了決定性的影響。在我看來這本書所披露的情況已經清楚地告訴我們—人文科學結束了。各種理想的衝突使理想的概念化為漂浮無據的論點，詞語的開放使意識形態轉變為CI、廣告詞和無意識習慣，任何道德律令不過是個人為自己選擇的遊戲和CI而已，沒有什麼絕對性。正如《理想的衝突》所抄錄的作家格言：

全看你在什麼地點，

全看你在什麼時間，

全看你感覺到什麼，

全看你感覺如何，

全看你得到什麼培養，

全看是什麼東西受到讚賞，

今日為是，明日為非，

法國之樂，英國之悲。

一切看觀點如何，

不管來自澳大利亞還是廷巴克圖，

在羅馬你就得遵從羅馬人的習俗。

假如正巧情調相合，

那麼你就算有了道德。

哪有許多思潮互相對抗，

一切就得看情況，一切就得看情況⋯⋯

通過本書的濃縮，特別是弗洛伊德的觀點讓我獲得了徹底的覺悟，弗洛伊德告訴我們，所謂的文化超我（我們説理想），其實是“一種以‘幼兒孤弱無依狀態的嚇人作用’為基礎的錯覺，那種狀態原來求助於父親保護，現在求助於天上的一位更加有力的‘父’了。個人一成熟，便否定自己的幼稚錯覺；人類一成熟，就會認識到他們的宗教信仰乃是文化錯覺，也須放棄。”他稱這種錯覺為“人類的普遍強迫性神經官能症”。

弗洛伊德這些專消“下三路”的分析，真是殺傷力巨大，它使我頓開天目，懂得了“徹底的辯證法”。

這以後，我就完成了最後幾頁哲學筆記，並向朋友們宣佈所有哲學問題都已最終得到解決，那就是：哲學什麼都不是！

1996年初，我以在“語詞的海洋裏已徹底浮出海面”的自信投入了“新生活”。這種新生活的內容可以伯林的名句定義：“像出租司機那樣，哪叫喚，就奔向哪！”

今天有幸與思想大師李澤厚在一起分享反省與批評的快樂，真是一個意外的收穫。沒想到兩年放棄“思慮”，並離開文化隊伍的我居然仍對李老師的到來興奮不已，而且對繼續人文話題的爭辯也毫不反感。這使我又一次看到了辯證法的作用，哲學解構了，但哲學生活還會令人陶醉，並悄悄地對人生發揮著作用。

（原載《自然説話》，湖南美術出版社，2004年8月，第183–18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