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現書法的文化生態——情境書法大展策展手記
文/ 王家新
去年春天,在與楊炳延先生品茗閒聊時,我們談到了全景式再現書法文化生態的話題,並勾勒出一個新型展覽的輪廓,初步叫做情景式或情境式書法展。向范迪安館長報告後,他表示完全贊同,當即同意擔任策展人並擬於庚寅春節期間推出。在後來的備展過程中,迪安先生傾注了大量的精力和熱忱,也讓我領略他的敏銳和智慧、眼界與襟懷。
作為策展人,我們三人當時的共識是,書法作品進入展廳後大大地拓寬了展示界面,增強了公共性和傳播力,對現當代書法藝術的繁榮發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促進了書法由實用屬性向藝術屬性再向公共藝術品屬性的轉化。應該説就書法而言,剛剛過去的二十世紀與既往數千年相較的不尋常處,正是展覽的興起和展廳效應的凸顯。然而,像一切事物的發展規律那樣,當它狂熱、當它習以為常,就會産生“合理化的危害”。多年來各種書法展覽萬變不離其宗,不經意間趨同為一種永恒的模式,讓作者和觀眾都無奈著審美疲勞著卻難以自拔,甚至失去了懷疑的能力。這種“合理化的危害”或“傷害”在於,一是使書法真的成了展廳中的展示品,是書法家們的事情、圈子裏的自娛之樂,與公眾的生活甚至與書家自己的生活漸行漸遠,完全割裂開來。其二是展廳的空間壓力,使書家們像患上強迫症一般,過度地求大求變,表現力外溢,書作的視覺屬性被無限放大,書法的身份開始變得模糊。書法終於與其他藝術接軌了,在殿堂裏佔有一席之地了,而她作為我們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這一個”的獨特性,從內涵上被弱化、同質化、娛樂化了,已站在危險的崖畔卻表情麻木、無動於衷。其三,從根本上講是傷害了書法藝術的文化生態,大家在創作或創造而不是在書寫,在主觀地娛人而失去了書寫狀態下主觀娛己、客觀娛人的文士心性,遺忘著隨意書寫與展卷把玩間的那份愉悅,以及往來尺素、節慶聯對、書齋屏軸、碑版墓誌、摩崖石刻、檐間匾額等諸般書法文化生態的存在。展廳與書齋如前店後廠,書家要麼在工作室“生産”,要麼在展廳裏兜售,或走在去展館的路上。誠然,今天的社會生活和人的生存環境已週遭巨變,可是對傳統藝術而言,我們為創新而奔跑的時候,真的應該回望一下來時路,回望我們身後的那些峰嵐。科技無止境,藝術有巔峰,我們逃脫不了藝文傳統的蔭影,跨越不了那一道道大山的脊梁,回歸可能正是為了更好地探索、前行,為了孕育創新和創造,為了真正的傳承和可持續!
那麼,這次情境書法大展的意旨便清晰了,就是要再現書法的文化生態,讓書家和觀眾們共同重溫一次書法在民族文化記憶中的本真摸樣。為此,在展覽形式上第一次運用了實景化布展,我們請來了中國國家話劇院的舞臺美術師做情景設計。王曉鷹院長非常支援也非常興奮,他執導的話劇《薩勒姆女巫》、《哥本哈根》曾令我折服、癡迷,舞美設計也非常別致、堪稱一流。這次書法與舞臺藝術的跨界合作是個創舉,使整個展覽情景交融,具象處惟妙惟肖,抽象時點睛傳神。這一次,書法終於壓住了展廳的氣焰,成為主角,展廳則退隱為客體,尤其是圓廳中那組摩崖石刻,逼真而宏闊,使人身臨其境又不知身在何處。這種情境的營造有些像“錦繡中華”或“世界之窗”微縮景觀,際會書法的時空萬象,直指我們心中的敬畏並由此生發出一種久違了的親近感。
另一個探索是打破了視覺壟斷,在不同的場景中配上了音效,有音樂也有採集來的山水清音或農家雞犬相聞之聲;安置了與不同場景相匹配的香料,觀眾較少時會聞到不同的氣味;參觀者還可以撫摸摩崖的字口、斑駁的墻壁、井欄磨盤以及明清傢具,感受不同肌理材質的地面。每一個配飾和細節,都在調動著觀眾視覺、聽覺、嗅覺、觸覺的能動性,提供一種綜合體驗,這在世界展覽史上恐怕是絕無僅有至少並不多見。
情境展不是復古,不是對書法經典的複製,而是當代書法作品在特定背景中的詮釋和演繹。入展的書寫者300余人,囊括了當代代表書家。最為難得的是其中體現出的包容性,書家不惟京畿而放眼全國,不惟名家名宿而廣納書壇菁壯,風格不惟“主旋律”, 還鼓勵探索,張揚個性,雖必有遺珠,但已經是盡力而為了。
關於成本,這樣大規模的實景製作一定給人奢侈鋪張的印象,其實與展覽效果的比較成本而言,費用開支並不高。所謂實景,實際上是國家話劇院團隊巧手天工、化腐朽為神奇,比如宮殿的“金磚”地面是拍照後噴繪的,摩崖石刻是用泡沫塑膠熱塑剔刻渲染出來的,傢具和飾品是從廠家或個人處無償借用的,展出後許多製作的景觀已經入庫,以備重復利用。參展作者沒有潤筆,根據自願捐贈館藏或退還本人,國話團隊分文不取,美術館參與布展人員也沒有領到額外的補助,以我從事財務工作的角度審視,做到精打細算、開源節流了。展覽的籌備工作是極其認真細緻的,從書寫內容的選擇,字體、裝幀的預製和單項邀請,讓我對參與者們肅然起敬,由衷感動,臨展前的日夜兼程,展現出的不只是敬業精神,還包含了一種擔當意識,一份責任心和使命感。
即便如此,當初的許多構想後來還是放棄了,展覽沒有真正達到實境實景,有些地方只能算是半景或通常的簡單懸挂而已。作品因為要照顧到覆蓋面,注重與特定場景的匹配,書寫水準相差懸殊,不太均衡。也許缺憾和不完美常常要與藝術結伴,當展覽拉開帷幕,不如意處便露出了頭角,權當是給下一次超越預留出的空間吧。
這次情境書法大展還應該有兩個背景。一是春節民間文化,庚寅春節期間有12萬人次觀眾走進了中國美術館,觀看這次書法展覽和年畫展,讓老百姓趕了一次傳統文化的大集,過了一個地道的傳統文化年。觀眾在瀏覽中領略書法藝術的發展歷程和各種表現形式,通過這種“親密接觸”,選擇書法作品進入自家居室的範本,讓書法回到民間、回歸當代百姓生活,這也是本次展覽的初衷。另一個背景是“書法申遺”,去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中國書法列入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産名錄,書界對此有不同的聲音,認為書法藝術並未瀕臨滅絕,“書法熱”正熾,為何要申請“非遺”?即便書法瀕危了,列入這個名錄也不應該驕傲,反而應該感到悲哀。我了解的情況和個人的認識是,“非遺”有兩個名錄,一是瀕危遺産名錄,一是非物質文化遺産代表作名錄,目前我國列入瀕危名錄的只有4項,而書法、崑曲、古琴列入的是“代表作”名錄。我想這不是認定者的憐憫或恩賜,也不是申請者的乞憐或無知。作為國粹,書法列入該名錄是民族文化符號的再一次強化,是中華文化DNA樣本的提取,彰顯了書法藝術從遺産角度的久遠性和文化角度的代表意義,的確是值得驕傲、令人激動的事情,是一份尊重、一份珍惜、也是一種警醒。難道書法熱著就可以放鬆警惕了嗎,這熱可能只是虛熱、是熱鬧而已,“非遺”的核心是非物質形態的文化技藝或文化空間,我們的書法技藝真的超過古人了嗎?我們書法的文化空間真的是天地穹廬、春風浩蕩了嗎?可以自信但不能盲目自信,可以樂觀但不能盲目樂觀,把我們的耳朵貼在大地上,聽那陣陣的遠古足音是正向我們走來,還是向著相反的方向。當我們孩子的手放在鍵盤上而不是握著毛筆、鋼筆或鉛筆,當我們的書家們在一遍遍地書寫著“白日依山盡”和“故人西辭黃鶴樓”,當我們在復古、在解構、在嫁接、在顛覆、在製作、在雜耍、在無厘頭、在主席理事、在平尺論價,誰敢説我們鍾愛著的書法這個文化物種沒有瀕危?我們這個星球的氣溫也正一天天熱起來,而與此同時,極地的冰川正在悄然融化、冰床在轟然崩壞,我們也許像那艘豪華遊輪上歡飲著的旅客,那船卻正是號稱世界上最安全的龐然大物——泰坦尼克號。
因此,這次情境書法展的千萬個緣起、千萬個理念、千萬個願景,其實終歸於一份無奈。再現書法文化生態,這個命題本身就是因為我們正在遠離著這種文化、這種生態。我曾經寫過這樣的詩句:“我們再也回不到從前了,甚至回不到未來。”正如美國學者戴維-C-克頓所言:“當代經濟、政治和知識的經營者們都在追逐經濟增長以及全球化,其狂熱程度堪比中世紀十字軍領袖們對宗教的熱情”。許多事情不僅不可逆,甚至在加速度,地震、旱澇、火山灰、全球變暖,包括北京延綿到五月的料峭春寒,我們的地球“生病了”,我們自然的生態如此,文化的生態乃至具體到書法的生態,能靠一次情境書展可以再造或拯救的麼? 但麥田裏有守望者,就告訴世界我們無奈卻不悲觀,“田園將蕪胡不歸。”我們歸來,就是為了讓書法藝術這片田園、我們眷戀著的精神家園,不再荒蕪!
2010年5月3日夜于大有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