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現書法的文化生態——情境書法大展策展手記
文/ 王家新
去年春天，在與楊炳延先生品茗閒聊時，我們談到了全景式再現書法文化生態的話題，並勾勒出一個新型展覽的輪廓，初步叫做情景式或情境式書法展。向范迪安館長報告後，他表示完全贊同，當即同意擔任策展人並擬於庚寅春節期間推出。在後來的備展過程中，迪安先生傾注了大量的精力和熱忱，也讓我領略他的敏銳和智慧、眼界與襟懷。
作為策展人，我們三人當時的共識是，書法作品進入展廳後大大地拓寬了展示界面，增強了公共性和傳播力，對現當代書法藝術的繁榮發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促進了書法由實用屬性向藝術屬性再向公共藝術品屬性的轉化。應該説就書法而言，剛剛過去的二十世紀與既往數千年相較的不尋常處，正是展覽的興起和展廳效應的凸顯。然而，像一切事物的發展規律那樣，當它狂熱、當它習以為常，就會産生“合理化的危害”。多年來各種書法展覽萬變不離其宗，不經意間趨同為一種永恒的模式，讓作者和觀眾都無奈著審美疲勞著卻難以自拔，甚至失去了懷疑的能力。這種“合理化的危害”或“傷害”在於，一是使書法真的成了展廳中的展示品，是書法家們的事情、圈子裏的自娛之樂，與公眾的生活甚至與書家自己的生活漸行漸遠，完全割裂開來。其二是展廳的空間壓力，使書家們像患上強迫症一般，過度地求大求變，表現力外溢，書作的視覺屬性被無限放大，書法的身份開始變得模糊。書法終於與其他藝術接軌了，在殿堂裏佔有一席之地了，而她作為我們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這一個”的獨特性，從內涵上被弱化、同質化、娛樂化了，已站在危險的崖畔卻表情麻木、無動於衷。其三，從根本上講是傷害了書法藝術的文化生態，大家在創作或創造而不是在書寫，在主觀地娛人而失去了書寫狀態下主觀娛己、客觀娛人的文士心性，遺忘著隨意書寫與展卷把玩間的那份愉悅，以及往來尺素、節慶聯對、書齋屏軸、碑版墓誌、摩崖石刻、檐間匾額等諸般書法文化生態的存在。展廳與書齋如前店後廠，書家要麼在工作室“生産”，要麼在展廳裏兜售，或走在去展館的路上。誠然，今天的社會生活和人的生存環境已週遭巨變，可是對傳統藝術而言，我們為創新而奔跑的時候，真的應該回望一下來時路，回望我們身後的那些峰嵐。科技無止境，藝術有巔峰，我們逃脫不了藝文傳統的蔭影，跨越不了那一道道大山的脊梁，回歸可能正是為了更好地探索、前行，為了孕育創新和創造，為了真正的傳承和可持續！
那麼，這次情境書法大展的意旨便清晰了，就是要再現書法的文化生態，讓書家和觀眾們共同重溫一次書法在民族文化記憶中的本真摸樣。為此，在展覽形式上第一次運用了實景化布展，我們請來了中國國家話劇院的舞臺美術師做情景設計。王曉鷹院長非常支援也非常興奮，他執導的話劇《薩勒姆女巫》、《哥本哈根》曾令我折服、癡迷，舞美設計也非常別致、堪稱一流。這次書法與舞臺藝術的跨界合作是個創舉，使整個展覽情景交融，具象處惟妙惟肖，抽象時點睛傳神。這一次，書法終於壓住了展廳的氣焰，成為主角，展廳則退隱為客體，尤其是圓廳中那組摩崖石刻，逼真而宏闊，使人身臨其境又不知身在何處。這種情境的營造有些像“錦繡中華”或“世界之窗”微縮景觀，際會書法的時空萬象，直指我們心中的敬畏並由此生發出一種久違了的親近感。
另一個探索是打破了視覺壟斷，在不同的場景中配上了音效，有音樂也有採集來的山水清音或農家雞犬相聞之聲；安置了與不同場景相匹配的香料，觀眾較少時會聞到不同的氣味；參觀者還可以撫摸摩崖的字口、斑駁的墻壁、井欄磨盤以及明清傢具，感受不同肌理材質的地面。每一個配飾和細節，都在調動著觀眾視覺、聽覺、嗅覺、觸覺的能動性，提供一種綜合體驗，這在世界展覽史上恐怕是絕無僅有至少並不多見。
情境展不是復古，不是對書法經典的複製，而是當代書法作品在特定背景中的詮釋和演繹。入展的書寫者300余人，囊括了當代代表書家。最為難得的是其中體現出的包容性，書家不惟京畿而放眼全國，不惟名家名宿而廣納書壇菁壯，風格不惟“主旋律”， 還鼓勵探索，張揚個性，雖必有遺珠，但已經是盡力而為了。
關於成本，這樣大規模的實景製作一定給人奢侈鋪張的印象，其實與展覽效果的比較成本而言，費用開支並不高。所謂實景，實際上是國家話劇院團隊巧手天工、化腐朽為神奇，比如宮殿的“金磚”地面是拍照後噴繪的，摩崖石刻是用泡沫塑膠熱塑剔刻渲染出來的，傢具和飾品是從廠家或個人處無償借用的，展出後許多製作的景觀已經入庫，以備重復利用。參展作者沒有潤筆，根據自願捐贈館藏或退還本人，國話團隊分文不取，美術館參與布展人員也沒有領到額外的補助，以我從事財務工作的角度審視，做到精打細算、開源節流了。展覽的籌備工作是極其認真細緻的，從書寫內容的選擇，字體、裝幀的預製和單項邀請，讓我對參與者們肅然起敬，由衷感動，臨展前的日夜兼程，展現出的不只是敬業精神，還包含了一種擔當意識，一份責任心和使命感。
即便如此，當初的許多構想後來還是放棄了，展覽沒有真正達到實境實景，有些地方只能算是半景或通常的簡單懸挂而已。作品因為要照顧到覆蓋面，注重與特定場景的匹配，書寫水準相差懸殊，不太均衡。也許缺憾和不完美常常要與藝術結伴，當展覽拉開帷幕，不如意處便露出了頭角，權當是給下一次超越預留出的空間吧。
這次情境書法大展還應該有兩個背景。一是春節民間文化，庚寅春節期間有12萬人次觀眾走進了中國美術館，觀看這次書法展覽和年畫展，讓老百姓趕了一次傳統文化的大集，過了一個地道的傳統文化年。觀眾在瀏覽中領略書法藝術的發展歷程和各種表現形式，通過這種“親密接觸”，選擇書法作品進入自家居室的範本，讓書法回到民間、回歸當代百姓生活，這也是本次展覽的初衷。另一個背景是“書法申遺”，去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中國書法列入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産名錄，書界對此有不同的聲音，認為書法藝術並未瀕臨滅絕，“書法熱”正熾，為何要申請“非遺”？即便書法瀕危了，列入這個名錄也不應該驕傲，反而應該感到悲哀。我了解的情況和個人的認識是，“非遺”有兩個名錄，一是瀕危遺産名錄，一是非物質文化遺産代表作名錄，目前我國列入瀕危名錄的只有4項，而書法、崑曲、古琴列入的是“代表作”名錄。我想這不是認定者的憐憫或恩賜，也不是申請者的乞憐或無知。作為國粹，書法列入該名錄是民族文化符號的再一次強化，是中華文化DNA樣本的提取，彰顯了書法藝術從遺産角度的久遠性和文化角度的代表意義，的確是值得驕傲、令人激動的事情，是一份尊重、一份珍惜、也是一種警醒。難道書法熱著就可以放鬆警惕了嗎，這熱可能只是虛熱、是熱鬧而已，“非遺”的核心是非物質形態的文化技藝或文化空間，我們的書法技藝真的超過古人了嗎？我們書法的文化空間真的是天地穹廬、春風浩蕩了嗎？可以自信但不能盲目自信，可以樂觀但不能盲目樂觀，把我們的耳朵貼在大地上，聽那陣陣的遠古足音是正向我們走來，還是向著相反的方向。當我們孩子的手放在鍵盤上而不是握著毛筆、鋼筆或鉛筆，當我們的書家們在一遍遍地書寫著“白日依山盡”和“故人西辭黃鶴樓”，當我們在復古、在解構、在嫁接、在顛覆、在製作、在雜耍、在無厘頭、在主席理事、在平尺論價，誰敢説我們鍾愛著的書法這個文化物種沒有瀕危？我們這個星球的氣溫也正一天天熱起來，而與此同時，極地的冰川正在悄然融化、冰床在轟然崩壞，我們也許像那艘豪華遊輪上歡飲著的旅客，那船卻正是號稱世界上最安全的龐然大物——泰坦尼克號。
因此，這次情境書法展的千萬個緣起、千萬個理念、千萬個願景，其實終歸於一份無奈。再現書法文化生態，這個命題本身就是因為我們正在遠離著這種文化、這種生態。我曾經寫過這樣的詩句：“我們再也回不到從前了，甚至回不到未來。”正如美國學者戴維-C-克頓所言：“當代經濟、政治和知識的經營者們都在追逐經濟增長以及全球化，其狂熱程度堪比中世紀十字軍領袖們對宗教的熱情”。許多事情不僅不可逆，甚至在加速度，地震、旱澇、火山灰、全球變暖，包括北京延綿到五月的料峭春寒，我們的地球“生病了”，我們自然的生態如此，文化的生態乃至具體到書法的生態，能靠一次情境書展可以再造或拯救的麼? 但麥田裏有守望者，就告訴世界我們無奈卻不悲觀，“田園將蕪胡不歸。”我們歸來，就是為了讓書法藝術這片田園、我們眷戀著的精神家園，不再荒蕪！
2010年5月3日夜于大有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