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紅：雙行記錄

文/舒可文

這裡的文本與視覺像兩股平行的能量，社會歷史的重量和人性的固執堅韌，是哪一方在催促著生活?

“目擊成長”，喻紅的個人畫展這樣標題。集中在這個展覽上的作品是她以個人影集為藍本的一個成長記錄，從她半歲時的第一張照片到2001年完成這個系列時的照片為止一共45幅。她自己説她的成長經歷非常簡單平常，在一所學院里長大，從小學畫，然後上中學、上美術學院，畢業後留校任教。過著普通的生活，到年齡結婚，然後是生育撫養。那麼在哪一點上讓這樣的記錄超越了照相簿上的平常?

喻紅肯定不算是那種熱心的畫家，不是那種追求形式、製造效果的藝術家，好像正相反，她的主題一直盤旋在《追憶似水流年》那種由細節構成的小世界裏，加上她那種純正的蘇聯現實主義手法，每一個畫面都隱約著一絲沉浸於心事的敘事氣氛。20世紀90年代初作為新生代畫家出名時，喻紅的畫就被認為有自傳的性質，即使她不畫自己。對於這一點她有充分的自覺：“我生活在人群裏，發現了許多令人心靈感動又無法言表的東西，這些都是關於人性的敏感、脆弱、尊嚴、隔膜、無助、真誠和情愛的故事……所有人都被它們驅使著，於是生活發生了各種各樣的故事。它們成了我作品的主題。”

喻紅剛剛從中央美術學院畢業就參加了1989年轟動一時的人體大展、後來的“女畫家的世界”和個人畫展。這些機遇在別的藝術家那裏通常會激發起一種對藝術、對社會的職責，尤其在那個對轟動一時的事件或思想充滿渴望的時候，喻紅之所以沒有捲入從那以後一直持續著的風格、語言探討的大潮，至少有部分原因，是她對任何一種時髦的警惕，還有她對敘事的興趣，如她所説：“畫畫就是説話，是和語言平行的表達手段。”從她被列為新生代畫家的時候起，她就使關於風格的追問變得與她無關，在畫面上她堅持一種少有的冷靜和主觀的平鋪直敘。越是這樣，她在構圖和色彩上的主觀傾向越是突出地給人不一般的印象。那些人物無比地簡單普通，但是只要你留意就會感覺到他們都是過渡性的替代物，他們總是有一種誘惑，然而，你又會出於羞于落人陷阱或別的什麼原因，抵抗這種誘惑，在半推半就中它會促使你與某種空氣相通，這種空氣才是真正的故事核心。

在北京的遠洋藝術中心的展廳裏，“目擊成長”帶動了不少人的共鳴。從這45幅作品中的任何一幅看，敘事和自傳的外貌都比她以前的作品更明確，尤其是那種標準的家庭照片的構圖。依然是喻紅式的主觀敘述的筆調，使這些從照片移植來的畫面脫離了照片的性質，照片與觀看之間的時間距離是既定的，哪怕它是昨天拍的，觀看時一般伴隨著縹緲的懷舊感，但是繪畫與觀看之問沒有了時間距離，記憶與事實的差別，使敘事記憶的繪畫比記錄事實的照片更有情緒上的真實感。

與此同時展出的是喻紅對另一系列照片的成功運用。與每一幅作品並列著的是一張同時間的歷史照片：半歲時坐在童車裏的喻紅與1966年《人民畫報》上毛主席首次檢閱無産階級文化革命大軍的照片並列著；兩歲時在公園裏，胸前戴著毛主席去延安的像章，並列的是慶祝油畫《毛主席去延安》出版的慶祝會；6歲要上學了，開始有社會意識了，她擺著架勢要學李鐵梅，渾然不知那時候，毛主席正在跟尼克松談話，世界上的事遠比李鐵梅複雜；8歲她開始學畫，那時候心中的標準就是畫並列在一起的那張批林批孔宣傳畫；1984年，18歲的她抱著吉他模擬小資情調了，那一年《解放軍畫報》第二頁上刊登著國慶35週年的閱兵式；1993年她和劉小東在紐約結婚時，《山東畫報》報道了最初的有獎銷售活動。1994年以後的記錄都由兩幅畫構成，多出的一幅是她的女兒，目擊成長又多出了一重目光。

畫展之後，喻紅説，“你看吧，每年都有大事”，從審判“四人幫，，到大興安嶺大火、三峽大移民、特大洪水、大片別墅區的建造。最後一組是《三聯生活週刊》2001年第37期報道“9?11事件’’的封面，那一年她和20年前的同學重返美院附中，坐在20年前的座位上，她的女兒戴著紅領巾走在上學的路上……

按照喻紅的説法：“出生在這個地方、這個時間，是女性，就已經決定了人的絕大部分，人所能做的只是微調了。”所以在這個展覽上她採取了歷史照片與成長自畫像並置在同一空間和時間的結構，這樣就化解了雙方各自意義上的封閉性，疏通了一條可以互為參考的開放語境。雖然如此，但是這裡的文本與視覺像兩股平行的能量——記錄與記憶、客觀與主觀、遠和近、宏大與平凡、權威與私人——幾乎沒有真正的交點，也不作相互問的因果回應，社會歷史的重量和人性的固執堅韌，是哪一方在催促著生活?

喻紅問與答

問：這麼多自畫像，你沒有擔心太顯個人化?

答：展出前是有些擔心，展出以後很多人的反映並不在這點上。在畫的時候根本就沒擔心，就是想畫。畫這些畫的衝動和我生小孩有關。我小的時候家教很嚴，完全當無性的孩子養，就是讓你學本事，沒有一點性別教育。我生小孩以後才真正發現我是女的，並且男女不同，才真正接受自己的女性角色，才開始敢於敘述個人的主題。這不是性的問題，性太簡單了，重要的是性別的社會角色，很多問題都是在生育小孩的過程中發現的。個人與性別角色的衝突，對於我不是女性主義的理論問題，那不是我的問題，我也回答不了。看著孩子的成長讓我看到一個以前毫無意識的領域，比如，因為我對孩子有性別教育，她崇拜媽媽，因為媽媽能生小孩。我小時候卻不是這樣。比如，孩子錶現出的對物質的態度和我們完全不同，就想到對情感是不是也有不同的態度。還有對學校教育，它在什麼程度上塑造了人?這些個人問題不一定是自己的問題。

問：你一直使用蘇聯式的現實主義手法畫畫，是堅持還是保守?

答：首先，從小學來的，是我控制得最方便的媒介。我想表達的東西，用這種手法表達得最到位，我用它來記錄我的所思所想是我的優勢。並且，也因為它是中國特色，是我的背景資源——它不是美術史中那種實驗出來的技法，它本身就有社會和時代的標誌性，對社會背景有説明，所以現在是堅持它。還有一個原因，我對時髦的東西很警惕，跟時髦如果跟錯了特別傻。

（選自《相信藝術還是相信藝術家》p.92-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