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尚輝

當代中國的一切文化熱點，都是以中國城市建設以及城市消費而展開的，這和1990年代以前以農業為中心的社會變革具有較大的區別。這種都市文化的建設，無疑也轉移了藝術家的視線，西方現代主義和後現代主義由此成為中國藝術家的文化語境。一方面，都市的人文景觀、生存方式、文化心理成為藝術表達的主題，另一方面藝術的媒介無限的擴展，從凸現媒介本身的審美價值到現成品的藝術顛覆，從文化寓意的裝置到所有的大眾文化的電子傳輸與螢幕，都顯示出電子媒介搶佔紙質媒介地位後産生的藝術變化。這種帶有都市文化特徵的藝術興奮點，幾乎改變了中國所有藝術家的創作方式和審美方式，他們從各自的創作起點匯聚到都市文化的興奮點上，從而形成了當代中國藝術的特殊景觀。比如，1980年代初從事鄉土寫實的畫家，他們的出身、經歷使他們最初釋放的藝術情感，都帶有宗教信徒式的醇樸、真誠和執著。但隨著新潮美術的激蕩，那種富有農民情感的純真與樸素也就一去不復返了。其實，新潮美術就是中國都市文化的第一次浪潮，儘管此後的中國美術作品中，依然不乏農民、農耕、田園的形象，但都失缺了真正意義上的鄉土關懷，對於鄉土的記憶與懷念，都是通過都市文化的眼光和都市時尚的語言去觀照的。

王克舉也不例外。作為一個地道膠東農民的兒子，他始終保持著農民式的那種節簡、粗樸的生活狀態，他的創作起步于對於這種鄉土意識的敘述與描繪。於是，1980年代之初，剛剛就讀于山東藝術學院的他，便以鄉土寫實的《汛》參加了當時頗有影響的第二屆全國青年美展並榮獲三等獎。此後的很長一段時間，他都以刻畫鄉村的母子形象為主，造型寫實古樸，簡捷之中具有雕塑語言的渾厚與堅實。受米勒藝術的影響，他特別鍾情描繪鄉村黃昏、晨曦的景色，將人物等一切物像籠罩在黃褐色的霧靄中，以此抒寫人類一種永恒的人本精神。但1990年代開始，他陷入了漫長而苦澀的創作徘徊期。畢竟，這種對於鄉村生活的描繪和鄉村人物的塑造，已和中國那時新興的都市圖像相距甚遠，那些鄉土寫實的人物，再也不能喚起人們對於純真樸素生活的回憶與渴望了。

這種藝術的苦悶，實是文化轉型在這樣一個有著豐厚的鄉村生活經歷與以鄉土寫實為創作主體的藝術家身上的劇烈反應，是新興的都市文化能否被他感悟並轉換為自己藝術創造的一個起點。他是在這種苦悶、徘徊與思考中，重新開始了對於畫面形式規律的研究，並從這種規律深入到對於本體語言的認知，由此形成了他藝術創作的第二個時期。如果説，鄉土寫實作為他第一個時期，所追求的是恬靜中的永恒，它體現的是農耕文明的文化特徵，那麼，克舉的第二個時期則充滿了奔放、跳動和閃爍，具有都市文化時代的媒材凸現與感官刺激的審美表現。第二個時期和第一個時期拉開了巨大的差距，這個突跳與距離暗示了整個中國由鄉土文化向都市文化的轉型。

如果説鄉土寫實時期的王克舉是通過人物塑造追求醇正古樸的泥土氣息，那麼第二個時期則洋溢著時尚性的靚麗，主觀化的色彩、任意取捨的構圖、誇張而粗獷的筆觸，共同凸現了“我”對於自然的改造以及“我”的獨特視角與“我”的存在價值。他的這個“我”體現了對於自然感受的審美整合，體現了他對於畫面結構、色彩、筆觸等形式規律的探求，他一直在畫面裏尋求並製造著各種矛盾的對立與統一，這包括疏與密、緊與松、方與圓、大與小、冷與熱、純與復、虛與實等矛盾關係。他通過面對自然、感受自然而尋找和製造的這些矛盾的衝突，賦予了他的鄉土景色以強烈的視覺形式感，體現出都市文化的審美趣味。

但他依舊把鄉土景色作為觀照的對象，他的綠色系列作品是從畫高粱、苞米、白菜開始的，在古今中外的美術史上，還沒有人把現代語言的探索鎖定在高粱苞米地這種鄉村景物的表述中，而且畫得這樣的熱烈、這樣的醇樸、這樣的真誠；他的灰色系列作品是從畫毛毛草、棉花地和寒春之際的荒坡野地開始的，那些不堪入目的灰褐色的植被，卻被他賦予了高貴的灰黑色調，而且畫得極為率意、灑脫、堅實，富有金屬的質感。他把自己對於形式規律的探索、對於矛盾關係的尋求，完全融化在對於鄉土景色的樸實表達中，作品的內核是鄉土的，語言則是現代的。因此，他的藝術探索就像他的人生經歷乃至中國社會的文化轉型一樣，從古老的農耕文明穿越紛繁變幻的資訊文明，他作品的所有都市文化的資訊都鍛打在鄉土生活的鐵砧之上，將具象與抽象、現代與傳統、都市與鄉村交織在一起。

像《寒露》、《細雨》、《毛毛草》、《棉花地》和《梧桐花開》那樣的灰色系列，像《綠野》、《清晨》、《小村旁》、《高粱地》、《紅苞米》和《桑秋紅棗》那樣的綠色系列，儘管在藝術語言上極盡主觀之變化，但都未脫離中原鄉村的景觀特徵，更未脫離中原文化投射到藝術家身上的個性氣質。在某種意義上，它們都像這個時代進了城的農民，衣食住行的生活方式是都市化的，但農民的醇樸、厚道卻始終寫在臉上。而克舉的作品就是這種進了城的農民形象，在時間上進入了都市文化的時代，而空間裏則是齊魯之地的文化品質。實際上，從更廣闊的意義上，西洋油畫舶來中國就是一種文化全球化的過程。這種文化全球化，一方面是通過時間的展延，實現空間的飄移和佔有，呈現出“化入”的歷史軌跡；另一方面則是本土的“我化”動態，也即油畫作為一種異質文化的語言，不僅首先要能成為中國本土的言説和表達的語言，而且必須深化為中國本土的文化語言。當透過克舉那些都市化的現代語言，看到裸露在鄉土裏的齊魯之地的文化品質時，相信任何人都可以感受到那種濃郁的中國本土的文化氣質與格調。這裡面不僅有書法用筆痛快淋漓的書寫性，不僅有民族的文化心理與本土自然景觀的內在統一性，而且最終體現的是中國傳統藝術天人合一的精神。

不知克舉畫筆所迷戀的高粱地與老謀子的電影《紅高粱》是否存在文化上的一致性。當《紅高粱》為西方文化認同時，他們是通過電影中他們熟悉的人性價值與人倫關係認知了鄉土中國的文化形象，如果沒有他們熟悉的那些西方化的人性價值與人倫關係，也許很難在他們的文化中建立鄉土中國的形象。同樣，沒有都市文化時代的那些語言方式，鄉土關懷照舊也會消失在我們的生活影像中。或者説，克舉所嘗試和探索的那些富有現代氣息的語言，正是構成新現實中鄉土關懷的一種謀略，人們從這裡看到的是都市文化時代的鄉土中國。

2004年7月24日于上海美術館